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环保工作者和记者面临的环境敌意日深：逮捕和审讯、暴力威胁、公然无视法律、官僚主义障碍、故意模糊法律等。这些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日益严重的镇压行为的一部分，目的是让那些呼吁环境正义和问责的人保持沉默。
新闻媒体和民间社会进行调查、报道和采取行动的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除了其本身的价值之外，这种自由还有助于让政府、企业和其他有权势的行为者承担责任，提高透明度并制定保护人类和地球的政策。没有这些自由，实现环境和社会公正的道路就会受阻。
然而在东南亚，这些自由正遭受越来越多的侵害。从政府的镇压和暴力威胁，到诉讼等更狡猾、间接的恐吓形式，该地区环保人士和记者的空间正不断地被压缩。根据“全球见证”（Global Witness）的数据，2012-2023年，亚洲有468名环保人士被杀害，其中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对他们而言是最危险的国家。
讽刺的是，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2024年3月发布的区域环境权利宣言草案背道而驰。以联合国2021年正式承认的“享有安全、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是一项人权”为基础，该宣言旨在将这项权利纳入东南亚的法律和政治框架。但对许多环保人士来说，现实生活却黑雾重重。
来自该地区的五名环保人士和记者讲述了他们的经历。
缅甸：军事镇压之下静悄悄
作为一名在缅甸工作了十多年的记者，我亲眼目睹了环境保护者面临的危险。2016年为美联社工作期间，我的团队调查了缅甸实皆省高林镇（Kawlin）和卡达镇（Katha）的非法采伐活动，发现盗伐者恐吓当地的环保活动人士，而其背后则是黑帮和有组织犯罪成员。尽管当地人知道非法活动的地点，但面对盗伐者、腐败官员和士兵的威胁，他们也无能为力。执法部门和林业局内部的腐败进一步助长了非法采伐活动。
在现任军政府统治下，情况愈发糟糕。2021年政变以来，反军方的声音遭遇系统性压制，没有任何环保宣传的空间。军方无力维持民主改革，也不太可能确保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政变之前曾有过一线希望。例如在2019年，由环保主义者、活动者和志愿者牵头成立了环保非政府组织“清洁仰光活动”（Clean Yangon Campaign），主要是在仰光开展公共教育和实际清洁工作。这些活动改变了曾经不受关注的地区，小巷成了公园和涂鸦画廊。公众意识和参与不断提高，展现了教育和法律宣传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力量。然而，政变后，许多参与这项工作的活动者被迫出逃，活动陷入停顿。
同样，2011年缅甸短暂的民主化改革期间，活动者积极行动起来反对大坝、天然气管道等项目。这些抗议活动成功地阻止了大坝建设。但政变以来，对言论自由的打压导致包括土著社区在内的所有反对方都噤声了。在独裁统治下，环保人士和记者都面临严重风险，包括被任意逮捕、受到军事情报部门的审问以及监禁。
讲述者：来自缅甸首都仰光的一名记者（出于安全考虑隐去姓名）
泰国：法律威胁和企业勾结
作为一名泰国记者，我看到环保人士经常受到私人实体发起的法律警告的威胁。这些人要么是政府合作项目的共同投资者，要么是项目本身的开发商和所有者。
在国家或地区项目中，中央政府很少直接针对环保人士采取行动，而是通常派地方官员来对付，或者是在必要的文书上拖拖拉拉。这就让气氛变得紧张，随着冲突的发展和加剧，可能会对环保人士带来言语或肢体上的冲突。
地方项目（例如采矿特许权项目）也会发生这种情况。环保人士经常面临来自当地官员和开发商的威胁。泰国已有几名环保人士因反对项目开发而被枪杀。
政府和企业往往相互勾结，一起排挤和边缘化当地社区和环保人士。当与环保人士立场相同时，当地社区往往被排除在开发进程之外，并受到言语、肢体和法律威胁等各种形式的恐吓。环境保护者通常也是社区领袖，因此成为地方官员和开发商，甚至是本社区成员威胁的主要目标。
讲述者：皮亚蓬•旺鲁昂（Piyaporn Wongruang），网站《曼谷论坛》（Bangkok Tribune）的创始人兼编辑，该网站关注湄公河地区环境与发展，屡获殊荣。
越南：活动者身陷囹圄
作为一名环境记者，我一直密切关注针对非政府组织领导人的一系列逮捕行动，以及越南环保组织被取缔的情况，这凸显在这个一党制国家内，活动者处境艰难。
那些监督政府和有影响力的私人利益集团的记者会面临严格的审查。越南当局一直对环境领袖进行恐吓和骚扰，并以税务相关罪名将一些人关进监狱，这是政府打压异见人士的常见手段。
由于法律地位不明确，越南的非营利组织特别容易受到来自国家和强大的私人利益集团的压力。尽管政府承认在社会和环境项目方面，非政府组织作为合作伙伴很重要，但党和政府将民间社会这一概念视为对官方教义和价值观的威胁。
更复杂的是，政府的经济利益与环保人士所挑战的行业紧密交织在一起。例如，越南的所有煤炭储备都为国家所有，任何呼吁减少煤炭使用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在公然向有权势的利益方发起攻击。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越南仍准备从美国、加拿大、欧盟、英国等外国政府那里获得数十亿美元，来推动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和实现到2050年达成净零排放的目标。
讲述者：一位关注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和地方事务的越南环境记者（出于安全考虑隐去姓名）
印度尼西亚：镍矿开采的“罪与罚”
印度尼西亚拥有全球最大的镍矿储量。镍对电池和电动汽车行业至关重要，因此政府正在积极扩大镍的生产，从而确立自己在这些领域的全球地位。而我则目睹了这一雄心的阴暗面。
卡巴埃纳（Kabaena）是东南苏拉威西省一个镍资源丰富的小岛，岛上的居民正在与采矿造成的生态破坏和侵犯人权的行为作斗争。住在岛上的巴瑶人（Bajau Tribe）是世界上最后的海上游牧民族，他们的生存需要依靠海洋，以及保护海洋环境的习俗。
镍矿开采给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威胁。岛上约73%的土地已经交给了矿业公司。由于印尼法律禁止在面积小于2000平方公里的小岛上采矿，所以此举明显已经违法。根据能源与矿产资源部的数据，目前该岛有16张有效的镍矿开采业务许可。
今年早些时候，我作为研究员前往卡巴埃纳，亲眼目睹了当地民众的困境。农民抱怨采矿导致他们的土地不再肥沃，渔民很难捕到鱼，不得不冒险前往更远的海域。一些村庄附近海域已经被严重污染，以至于渔民和儿童身上都出现了瘙痒和严重的皮肤病。尾矿破坏了珊瑚礁，污染了海洋，赶走了鱼儿。
民间组织Satya Bumi和东南苏拉威西印尼环境论坛（Walhi Southeast Sulawesi）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许多巴瑶人禁止孩子在海里游泳。以前，巴瑶人的孩子从小就接受潜水训练，现在却因为海水污染导致他们皮肤发痒、疼痛，不得不放弃学习这项基本技能。不幸的是，由于不会游泳，三名巴瑶族儿童掉入浑浊的水中后溺水身亡。
在卡巴埃纳调研期间，我多次被拦下，询问我是否获得调研许可。有时，我怀疑我们被采矿作业相关的人跟踪。一些当地人从2007年以来就一直在努力把矿业公司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其中一人曾多次受到威胁，甚至因为维权活动而受到警方的调查。
讲述者：印度尼西亚一名关注土著民族的环境保护者（出于安全考虑隐去姓名）
柬埔寨：粗暴践踏土著土地权利
我是一名柬埔寨的土著环境保护者。我们的社区权利复杂且模糊不清。2001年通过的一项法律正式承认了我们的土地权利，但由于很多人的生活附近有自然资源，经济和政治利益往往凌驾于权利之上。政府没有真正下决心落实那些尊重和保护我们权利的法律。许多一直属于我们的土地被重新划分为国有土地。当我们试图主张自身权利的时候，政府就会用其他法律来刁难我们。当我们根据2001年的公共土地所有权法要求行使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权利时，这种情况尤其明显。
我们的人试图保护森林的时候也面临这种情况。我们想和政府以及环境部合作，却被告知，“不，这不属于你们，它属于这个部门、这个部或者这个机构。”
所以我们很难为保护工作做贡献。当我们发现非法采伐或者危害森林、自然资源或者野生动物的活动时，我们会面临威胁。这些威胁不仅来自非法采伐者，还来自地方当局。我们的人权捍卫者常常遭遇暴力，甚至是死亡威胁。
政府还指责我们受到外国势力政治议程的影响，常常指责非政府组织参与我们的工作，给我们自由参与保育和保护工作制造了额外的障碍。
因此，我们通过社交媒体、或者国内外的媒体来提高大家对问题的认识，同时向政府施压，要求采取干预措施。我们还尝试利用现有的地方机制，例如申请社区保护区、公共土地所有权或者森林保护令。我们还尽最大努力保护森林边界，让非法采伐无机可乘。
虽然我们通过这些工作拯救了一些森林，但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仍极具挑战。我们的行动空间非常小，我们的合法权利也鲜少得到承认。我们的权利需要被尊重，我们也不该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讲述者：洛朗•云（Lorang Yun），柬埔寨土著民族联盟（Cambodia Indigenous Peoples Alliance）布农族（Bunong）利益倡导者，联盟与布农族（Bunong）、斯丁族（Stieng）、特莫尔恩族（Thmorn）和科洛奥尔族（Kroal）合作开展工作。
翻译：Yan
注：此文原载环境网站“对话地球”。FT中文网经“对话地球”授权转载此文。对话地球是一家关注气候变化与环境的非盈利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