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国际秩序，两种变化正在同时发生并相互叠加：一方面，以中美关系为主轴的大国竞争持续深化；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内部的政治极化与社会分裂不断加深，削弱了其作为一个整体形成稳定共识与一致行动的能力。
从国家层面看，美国仍是现有国际秩序中最具决定性的行为体，而中国已在美国官方战略文件中取代俄罗斯，被明确界定为首要、长期、结构性的竞争对象。这一判断并非修辞性的政治表态，而是被制度化地写入美国国家安全、产业与科技政策之中，成为全球资源配置和战略优先级调整的基础。围绕中美关系展开的竞争，主要体现为经济、技术、产业链和规则预期层面的长期博弈，而非冷战时期那种以意识形态对抗和军事阵营划线为核心的全面对立。
俄罗斯在这一格局中的角色则明显变化。它通过战争与安全风险持续制造不确定性，对欧洲构成直接压力，但并未提出可被广泛采纳的秩序性方案。在美国的战略排序中，俄罗斯更多被纳入“可控风险”的范畴，其破坏性仍在，却不再是决定全球战略重心的首要变量。
欧盟作为制度性行为体，在规则、贸易与规范领域仍具重要分量，但其对外行动能力正持续受到内部政治分化的制约。
然而，仅以“大国竞争”来理解2025年的国际秩序仍然是不充分的。真正具有结构性意义的变化，发生在西方阵营内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西方国家即便存在尖锐分歧，仍能够维持整体行动能力，并非因为内部始终一致，而是因为三个关键前提长期同时存在：其一，美欧围绕同一个首要外部对手（俄罗斯）形成统一威胁认知，并能将其转化为社会层面的生存动员；其二，持续的经济增长为分配矛盾提供缓冲空间；其三，政治价值通过主流媒体、大学体系与制度精英被过滤、整合并稳定下来。
到2025年，这三项前提正在同时弱化，其中最具决定性的，是首要外部对手不再统一。中国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对象，但这一威胁排序并未在跨大西洋范围内实现同步。对多数欧洲国家而言，俄罗斯仍然是最直接、最具生存性意义的安全威胁。俄乌战争及其外溢风险，使“不立即团结就会失败”的判断在欧洲社会层面依然具有现实约束力。
但在美国社会层面，这种动员逻辑已明显失效。从现实主义、亦即常被称为“基辛格式”的战略判断出发，美国所面对的并非一个迫在眉睫、需要全民动员的生存性对手，而是一个需要被长期管理、被纳入战略平衡的结构性竞争者。中美关系在美国精英层面更多被理解为力量分布变化下的秩序管理问题，其核心目标在于风险控制、竞争共存与避免多线消耗，而非通过社会层面的紧急对抗来重建阵营一致性。正因为中国被视为“可管理的长期竞争对象”，而非“不可共存的生存威胁”，这一竞争难以转化为要求美国社会整体牺牲与即时动员的生存叙事。
其结果是，美欧首次不再围绕同一个“首要对手”展开战略动员。美国的战略重心以中美竞争为轴，而欧洲的安全焦虑仍然围绕俄欧冲突展开。当联盟成员在“最重要的威胁是谁”这一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西方阵营便失去了冷战时期那种基于统一对手而自然形成的整体凝聚力。制度仍在运作，但共识已不再自动生成。
经济条件的变化进一步削弱了这一共识基础。过去十余年，全球经济与产业重心持续向中国及更广泛的东亚地区移动，西方在制造能力、供应链完整度和部分技术应用领域不再拥有长期压倒性优势。同时，西方国内选民对公平、福利和公共服务的期待并未下降，反而在老龄化、通胀与财政约束下不断上升。当经济增长无法继续吸收分配矛盾，社会妥协空间明显收窄，对外开放、多元文化与国际责任开始被越来越多选民理解为具有现实成本的选择，而非自然延伸的价值目标。
第三个变化同样关键，却长期被低估，那就是共识生产机制的瓦解。在传统媒体时代，政治价值并非直接由社会情绪生成，而是通过一套高度制度化的过滤体系被塑造和稳定下来。主流媒体、大学体系、政策智库和政党精英共同决定哪些议题可以被讨论，哪些表达被视为正当，哪些冲突需要被缓冲而非放大。多元文化、人权话语与自由主义规范，正是在这一结构中逐步被“常识化”。
这一机制正在迅速失效。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取代传统媒体，成为塑造公众情绪与政治想象的首要平台。算法不再筛选共识，而是放大恐惧、愤怒和身份焦虑；复杂的结构性问题被压缩为简单的敌我叙事，制度性解释让位于即时的情绪动员。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右翼与极右翼力量获得了系统性优势，它们无需提出可执行的治理方案，便能够持续占据公共讨论的中心。
中国政府早就提出了自己的国际秩序主张，其外交取向在西方分析语境中，通常被概括为强调国家主权（而非人权）与不干涉原则，对以价值或制度为基础的外部干预持高度警惕态度，并更倾向于以发展合作与多边机制作为处理国际分歧的主要路径。这被视为一种与自由主义模式不同、但并未被重视的立场表达。即便是与中国保持高度战略协作的俄罗斯，也并未据此调整自身的安全或外交逻辑。
2025年的国际秩序类似一种叠加状态：大国博弈持续存在，但西方阵营内部已失去统一的首要对手；规则仍在运行，但共识生成能力下降；竞争加剧，却难以转化为跨社会的一致动员。这种状态意味着协调成本上升、不确定性常态化，并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塑造全球政治的运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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