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常州星宇股份批量解约107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应届生”这个词在社交媒体频频被提起。
为什么企业解聘刚入职的应届毕业生，会比解聘普通员工引发更强烈的社会反应？一个重要原因，是今天中国的“应届毕业生”早已不只是“刚刚大学毕业”的意思，而是一种附着了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国有企业校招、部分城市落户等机会的制度身份。一个毕业生失去第一份工作，可能损失的不只是工资，还包括一整套只有在特定时间窗口内才能进入的机会。
但这又引出了另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应届生”这个身份会如此值钱？
如果回到过去的包分配时代，应届不应届其实没有今天这么大的经济意义。大学毕业以后，工作由计划体系安排，工资由国家确定，户口、档案、单位乃至相当程度上的职业路径，都处于同一套行政体系中。身份当然重要，甚至比今天更加重要，但这种重要主要体现为行政资格，而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市场价值。
反过来，在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中，“应届生”同样不会成为如此重要的身份。企业当然会区分校招和社招，因为两者经验不同、信息结构不同，但这主要是一种招聘分类。一个人毕业后先工作半年，并不会因为这半年工作经历，就突然失去一系列与工作本身无关的公共机会。
中国的特殊之处，恰恰在于这两种制度同时存在。一边已经高度市场化，另一边仍然保留着相当强的计划性。“应届生”正好站在两者交界处。
这可能才是理解“应届生为什么值钱”的关键。
一、一个关于“人”的双轨市场
过去几十年，中国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市场机制逐渐进入资源配置的各个领域。今天，一个大学毕业生去上海还是深圳，进互联网公司还是制造业，去大企业还是创业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个人选择；企业愿意支付多少工资，员工愿不愿意接受，也越来越由市场供求、个人能力和谈判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高度市场化。
但与“人”有关的一些关键制度，并没有以同样速度市场化。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当然是最典型的例子，编制数量、岗位设置和招录方式，本来就属于行政配置。国有企业虽然经营活动已经高度市场化，但在人员招聘尤其是高校毕业生招聘方面，仍然具有很强的政策属性。户籍制度更为明显，尤其是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落户并不是一个可以完全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的普通商品，而是一种数量受到控制的行政准入。毕业生档案、人事关系以及过去长期存在的派遣制度，也保留着传统人事管理体系的痕迹。
于是，中国大学毕业生面对的实际上不是一个单一的劳动力市场，而是两套制度叠加而成的双轨结构：一方面，工资、择业和企业招聘主要按照市场机制运行；另一方面，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部分岗位、超大城市户籍以及某些人事资格，仍然主要按照行政规则配置。
简单地说，就是：工资是市场的，某些岗位是计划的；择业是市场的，某些准入资格是计划的；企业招聘是市场的，但某些招聘机会仍然由行政身份决定。
“应届毕业生”恰恰处在这两条轨道的接口上。
政府很难直接要求所有民营企业必须给应届生多少工资、招聘多少应届生，因为市场化的一侧已经主要由企业和劳动者决定；但是政府可以在自己能够直接控制的计划侧给予应届生特殊待遇，比如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招考中设置专项岗位，在国有企业招聘中增加应届生名额，在户籍政策中设置毕业生通道。
这些政策本身往往都有现实理由：缓解青年就业压力、帮助年轻人获得第一份工作、给公共部门补充新鲜血液、吸引优秀人才。问题是，只要某一种身份能够获得别人无法获得的稀缺资源，它就会产生经济价值。
二、计划创造资格，市场给资格定价
经济学把这种由稀缺资格产生的超额收益称为“租”。“应届生”之所以变得值钱，并不是因为这三个字本身有什么魔力，而是因为它背后附着了别人没有的机会。
比如，一家上海企业能够帮助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通过专门渠道申请落户。在行政体系看来，这只是一项人才政策；但到了市场中，它马上就有了价格。假设有两家公司，一家公司年薪30万元，但无法提供相关落户条件；另一家公司年薪27万元，却能够帮助符合条件的毕业生申请落户。如果毕业生最终选择后者，那么从他的选择中就可以看出，落户机会至少具有某种隐含价值。
央企岗位也是一样。如果某个岗位只对应届毕业生开放，那么“应届”就意味着拥有一个别人无法进入的竞争池。一个年轻人为了等待这样的岗位，可能愿意放弃眼前一年的收入，也可能愿意花一年时间继续考试。他愿意为保留应届资格承担的时间成本和收入损失，本身就在透露这种资格的价值。
换句话说，计划的一侧创造资格，市场的一侧给资格定价。这可能是理解应届生制度最关键的一句话。
在完全计划的体系里，一个资格主要就是资格：你有，就按照规则进入某个分配体系；你没有，就不能进入。由于缺乏充分的市场比较，它很难形成清晰的市场价格。
但在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体系中，情况完全不同。行政体系创造出来的资格，一进入市场体系，就会被参与者计算、比较和定价。年轻人会计算一个户口值多少钱，一个央企岗位值多少时间，一次公务员应届岗位的机会值不值得少工作一年。行政资格由此不再只是资格，而开始变成一种资产。
通常我们会认为，市场化越深入，身份越不重要。但在一个部分市场化的体系中，市场化反而可能使某些行政身份更加值钱。过去在计划体系中，很多资源是捆绑在一起的，个人没有多少选择，也很难知道其中某一项到底值多少钱；市场出现以后，高工资和户口、民企和央企、立即就业和保留应届资格开始可以分别选择。选择越多，越容易比较；越容易比较，隐含价格就越容易出现。
因此，市场在这里的作用是：它帮助行政资格完成了价格发现。
在完全计划的体系里，身份只是身份；在完全市场化的体系里，很多身份会逐渐失去意义；而在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体系里，身份最容易变成资产。
三、当身份成为资产，人就会投资于身份
一旦理解了这一点，很多今天看起来奇怪的现象就变得不奇怪了。
为什么一些年轻人宁愿暂时不就业，也要保持“应届身份”？为什么有人反复研究缴社保会不会影响应届资格？为什么有人明明有一份可以接受的企业工作，却宁愿继续备考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
原因未必是年轻人“不愿意工作”。
如果应届生身份附着着真实的制度租，那么维持这个身份本身就是一种投资。假设一个毕业生现在有一份年薪10万元的工作，但一旦正式就业，就可能失去明年参加若干应届生专项岗位的资格；如果他认为这些岗位带来的职业稳定性、收入预期、户籍机会以及长期福利价值足够高，那么放弃眼前10万元收入、继续等待一年，就可能是理性选择。
从个人角度看，这是一笔成本收益账。真正值得讨论的，是制度为什么让这种计算变得必要。
因为当“保持不就业”能够增加未来机会时，制度就在无意间改变就业的相对价格。年轻人不再只是在比较“现在工作”和“现在不工作”，而是在比较“当前工资”与“未来制度租”。
政策甚至可能因此形成自我强化。政府为了缓解青年就业压力，增加应届生专项岗位；专项岗位越多，应届身份越值钱；身份越值钱，年轻人越愿意保留身份、延迟就业；缓就业人数增加，又进一步强化“应届生需要特殊帮助”的政策判断。
与此同时，这种制度租的分配也未必公平。等待是有成本的，一年不工作意味着损失工资，还意味着生活和备考支出。家庭条件较好的年轻人更有能力用一两年时间持有这张“应届生期权”；家庭条件一般的年轻人却往往需要尽快就业。结果可能是：最有能力等待的人，最有能力获取制度租；最需要马上就业的人，反而最早退出资格体系。
这正是“应届生”问题具有政治经济学意义的地方。政策不仅创造机会，也创造租；租不仅改变行为，还会影响谁能够得到这些机会。
四、应届生只是双轨制的一扇窗口
如果把视野再放宽一些，就会发现，应届生并不是唯一的例子。
中国经济中不少具有高价值的身份和资格，都存在类似的机制。户籍为什么值钱？因为行政体系控制着一部分稀缺的城市准入和公共资源，而市场会通过工资、房价和就业选择为这些资源定价。编制为什么值钱？因为它附着着与普通市场岗位不同的稳定性和福利预期，而求职者会用工资差异和备考时间为这种稳定性定价。某些人才资格、教育资格和职业准入，同样存在类似逻辑。
这些现象背后其实有一个共同机制：行政体系创造稀缺资格，市场体系将稀缺资格资本化。
所以，双轨制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可能不仅仅是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谁的效率更高，而是两种配置方式长期并存以后，会不断在接口处生产新的制度资产。
“应届毕业生”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张通行证。
它的价值既不完全来自市场，也不完全来自政府，而恰恰来自两者之间的落差。如果没有市场，这种资格缺乏清晰的价格；如果没有行政控制，这种资格又不会如此稀缺。正是两者同时存在，才使“应届生”从一个普通的毕业时间概念，变成了一种值得人们付出收入、时间甚至延迟就业去维护的身份资本。
这或许才是“应届毕业生”最值得研究的政治经济学。
我们通常把中国改革理解为一个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过程，但真正有意思的，往往不是计划和市场各自内部发生了什么，而是两者交界处发生了什么。很多制度租、身份资本和行为扭曲，恰恰产生在那里。
而“应届生”的价值，就是理解这个交界处的一把钥匙。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闫曼 man.yan@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