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磋商有助于管控分歧，但行业层面的贸易争端不会随之自动消失。从去年釜山会晤到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双方持续推进对话。商务部5月20日表示，中美进行多轮磋商推动“关税战”降温；9月10日又确认，双方仍在磋商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这些进展说明双方愿意管理分歧，为稳定经贸关系提供了条件。但是，尽管双边谈判取得进展，围绕补贴和进口竞争的争议，仍可能通过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继续展开，比如今年9月，美国宣布对中国线性液压缸及其部件启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因此，总体关税安排的协商，与具体产品面临的贸易救济程序，仍可能并行推进。
2018年贸易战之前，反倾销、反补贴两类措施就已对中国出口形成不可忽视的影响，反倾销反补贴税的施加范围也在逐年扩大，到 2020年，中国约15%的对美出口，约12%的对G7国家的出口受到反倾销、反补贴关税影响，产品层面平均反倾销、反补贴关税高达145%。这些税项与最惠国基本税率及其他适用关税（比如贸易战关税）叠加，不断筑高贸易壁垒，但过去较少引起宏观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反倾销、反补贴也是欧盟常用的贸易保护政策。欧盟2024年对中国电动车征收7.8%至35.3%的反补贴税，2026年1月又发布价格承诺指引。9月8日，欧盟贸易委员表示对华磋商需取得具体进展，否则采取更多贸易防御措施的压力将会上升。美国贸易壁垒若推动商品出口转向其他市场，也可能加剧当地的进口竞争，促使相关产业寻求保护，使贸易摩擦进一步扩散。
企业面临的针对具体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属于WTO规则允许的贸易救济，但实施须满足相应条件：反倾销须认定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反补贴须认定存在符合协定要求的补贴，并证明相关进口造成产业损害。从法律上讲，低价或获得补贴本身，并不足以构成征税依据。具体措施是否正当，应依据调查证据和程序判断。然而，当前WTO上诉机构无法正常审理上诉，争议措施很难得到及时纠正，使中国企业出口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
回顾关税政策的演变，关税博弈、谈判降税与保留施压工具一直共存。2018年，美国依据“301调查”对华大规模加税，中方采取反制，争端由具体产品扩展至更广泛的双边贸易。2020年双方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多数加征关税继续保留。拜登政府随后延续相关措施，并于2024年提高部分产品的对华关税。2025年4月，美国宣布广泛加征“对等关税”，中美随后相互加税，又在5月日内瓦联合声明中约定取消或暂停部分新增关税。202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关税，但裁决并未取消其他法律下的关税工具。
相互加税的经济成本，使各方有理由寻求协商，也暴露了关税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局限。进口税可能保护上游生产者，却抬高下游企业成本；对方反制又会损害出口商。Gustavo de Souza和Haishi Li（2026）——一项关于巴西反倾销政策的研究发现，反倾销关税虽然增加了被保护行业的就业，但减少了进口行业下游企业的就业，并带来2.4%的总体福利损失。美联储研究人员Aaron Flaaen和Justin Pierce对2018年关税措施的分析表明，投入成本和反制关税的负面影响超过进口保护的就业收益，受影响更大的制造业行业出现相对就业下降。
关税也难以单独纠正外部失衡。双边逆差受国际分工等因素影响，总体收支还取决于储蓄与投资。以逆差为依据测算“对等关税”，不能等价于对具体贸易壁垒的识别。美国两项政策目标之间也并不一致：如果美国通过普遍加税推动生产回流，就可能损害贸易伙伴的利益，削弱其配合美国对华政策的意愿；如果给予伙伴关税优惠，则可能促使企业将生产转向这些国家而非美国。因此，减少对华进口并不必然带来制造业回流。
然而，经济上的局限并不妨碍关税具有政治吸引力。进口竞争的冲击往往集中于特定行业和地区，贸易带来的消费收益则较为分散。制造业就业还关系社区稳定和劳动者的职业认同。这些诉求为强调本国普通劳动者利益、质疑全球化收益分配的民粹主义叙事提供了基础。相较于重视跨国分工与规则协调的国际主义(“Globalist”)取向，这类叙事更强调本国就业与产业安全，关税由此成为回应选民诉求的直观工具。在政策操作上，先提高要价、再根据谈判和市场反馈调整，则体现出策略性的试探与交易。
对中国而言，防范这一海外壁垒风险需要审慎评估产业补贴的效果。Feng、Li、Wang和Zhu的研究发现，产业补贴会增加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不利裁定的概率，并推高税率，关税抵消了补贴对企业收入增长促进作用的22%，这说明国内扶持的净收益需要计入贸易伙伴的政策反应。
减少贸易摩擦的持久办法，是同时改善产业政策设计与贸易保护政策的约束机制。出口国对直接补贴企业的措施应评估其实际成效，包括可能引发的海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在支持产业发展时，也可以更多投入基础研究、改善公共服务，并通过扩大内需增强企业发展的动力。进口国则应权衡产业保护对下游企业和消费者的影响，避免以贸易逆差替代损害证据。企业也应将调查应诉、原产地合规和市场分散纳入经营安排。各方围绕补贴透明度、市场准入及可核验承诺推进磋商，才能减少政策反复，提供更稳定、可预期的贸易环境。
作者介绍：温佳玥系港大经管学院博士生；李海石系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