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年前的奴隶贸易，今天的英国政府该道歉吗？我在中国长大，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经历过侵略的国家，隔了几代人还会要求对方政府道歉。可当加勒比国家向英国提出类似要求时，我的第一反应却是：今天的英国人没有贩卖过奴隶，为什么要他们道歉？我在英国住了20多年，才发现自己移民变成英国华人以后，遇到同一个问题，会有两个不同的思维逻辑。
今年11月，英联邦成员国领导人在加勒比岛国安提瓜和巴布达开会，奴隶制赔偿是争议之一。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在开幕式上谈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留下的伤害，表达了个人悲痛。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则表示愿意讨论由英国国家作出正式道歉，拒绝支付奴隶制赔偿，但提出为英联邦最贫困的国家推动债务重组。加勒比共同体欢迎英国首相愿意讨论正式道歉，也指出，它们已经为这样的对话等了十多年。
这又让我想起新冠疫情期间的布里斯托尔。曾被这座城市奉为慈善家的爱德华•科尔斯顿，一夜之间成了罪人，雕像被抗议者推倒，扔进港口。我2004年从中国大陆来到布里斯托尔大学读书，那座雕像早就在市中心。雕像倒下时，我以为自己看到的是英国人突然改变了评判古人的标准。
弄清楚布里斯托尔人花了多久、怎样才走到把雕像投入水中那一刻，能帮助我理解在安提瓜和巴布达发生的争论，
布里斯托尔改变的是什么？
科尔斯顿从奴隶贸易中积累了财富，也捐资兴办学校、济贫院，资助教会和慈善机构。1895年，布里斯托尔一批地方人士为他立像，那时距他去世已有174年。英国议会早在1807年便已禁止奴隶贸易。换句话说，维多利亚时代的布里斯托尔人为一个更早时代的人立像时，已经有一段废奴历史可供他们回望。他们选择纪念科尔斯顿的慈善，而不是其贩奴历史，而且把这份荣誉以塑像的形式，竖立在市中心。
这个选择在雕像被扳倒之前已经受到挑战。1973年，作家德里克•罗宾逊在一本布里斯托尔地方史里，把科尔斯顿作为奴隶贸易投资者的经历与城里延续多年的对其纪念仪式放在一起，公开质疑这份荣誉。1996年，布里斯托尔举办海洋节，庆祝城市的航海史，有人批评活动略过了奴隶贸易。三年后，市博物馆举办跨大西洋奴隶制专题展，城里一座新桥以曾在布里斯托尔生活的黑奴佩罗•琼斯命名。到我来读书时，科尔斯顿的雕像还在，但这座城市已经开始让纪念奴隶的历史进入博物馆和街道。或者说，奴隶与奴隶贸易获利者同时被这座城市纪念。
2018年，有关方面同意在雕像旁加一块说明牌，注明科尔斯顿在奴隶贸易中的角色，却一直谈不拢措辞。2020年6月，雕像被推倒。次年，市议会就雕像和底座的去向征询公众意见，收到逾1.4万份回复。最受支持的方案是把雕像移入市属博物馆，在原址加设说明牌。如今，科尔斯顿雕像作为布里斯托尔贩奴抗议史的一部分在博物馆展出。2025年装上的说明牌则留在原址，交代它何时立起、为何受到质疑、又是怎样倒下的。
同一尊雕像，曾经立在市中心，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城市授予一个人的荣誉。放进博物馆，让参观者看到这份荣誉当年是怎样被赠予，后来又为何受到质疑。科尔斯顿早已去世，今天的布里斯托尔人有权决定的是，今天该怎样纪念他。而这个“怎样“，是随着时代推进而变化着的。
我听见的“英国”，是谁？
在中国大陆读近代史时，我熟悉的是受侵略的一方怎样记住历史。听到有人要求当年发动侵略的国家道歉，我自然会想到对方今天的政府。我知道当年的决策者大多已经去世，也知道一句“那是前人做的‘无法回答’今天的政府愿不愿意承认那段历史”。
可谈到英国，我脑子里的“英国“忽然变成了我认识的英国人。我先想到身边的人都没参与过奴隶贸易，接着就把国家道歉听成了要他们替祖先认罪。对我这样的第一代华人移民，难懂之处正在这里。我在中国学会了从曾经受侵略的一方看历史，成年后又在一个曾经拥有帝国的国家安了家。我熟悉英国人的日常生活，却很少有机会从加勒比人的家庭记忆和地方史里认识英国。我在两段历史里站的位置变了，连“谁该道歉”里的那个“谁”，也在不知不觉中变了。
英国自己的议会记录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答案。1807年，英国禁止奴隶贸易。到了1833年，议会才立法逐步废除英国大部分殖民地的奴隶制。当时英国拨出2000万英镑补偿奴隶主，但奴隶没有得到补偿。谁可以占有他人的劳动力、废奴时谁可以得到公款，这些都是由国家制度决定的。加勒比国家今天要求英国政府回应的，就包括这些曾经以国家名义作出的决定。
英国政府走到了哪一步？
2006年，在英国废除奴隶贸易两百周年前夕，时任首相布莱尔公开表示深切悲痛，止步于正式道歉。2024年，萨摩亚英联邦峰会的公报把奴隶制的历史伤害与修复诉求纳入成员国之间的对话。到了今年的安提瓜与巴布达峰会前，伯纳姆公开表示愿意讨论代表英国国家正式道歉。加勒比共同体特意指出，这是英国首相走得最远的一步。20年间，从首相愿意怎样谈论历史，推进到政府愿意就国家责任谈些什么，事情一直在进展中。
以前我把科尔斯顿的雕像看成历史，把推倒它看成今天的人插手历史。后来我才看见，1895年立像也是一次选择，而且这个选择一直在争论与变化中。在安提瓜和巴布达发生的争论把我带到了同一个问题上：今天的人当然无法替古人改变所作所为。情况并非我以为的“今天的英国人用今天的标准衡量古人”，而是“承认什么以及如何评价过去的历史，始终是今天的人要做的最新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