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start":6.43,"text":"今年是首个AI选举年。选民正向聊天机器人询问自己应如何投票。竞选团队和活动人士利用AI分析选民，发送微定向信息，制作量身定制的广告，甚至生成深度伪造内容。候选人则在试探聊天机器人会如何评价自己。在全球许多地区，人工智能机器——或者至少是数据中心——已成为选票上的议题。"}],[{"start":34.93,"text":"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各国政治领导人未能捍卫其选民的生活质量利益，使其免受跨国科技公司商业利益的侵害。在一项覆盖五个欧洲国家的民调中，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只有当数据中心使用新开发的可再生能源供电时，他们才支持建设数据中心。在美国，大致相同比例的人反对在居住地附近建设数据中心。"}],[{"start":61.93,"text":"去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发布行政命令，宣称监管AI属于“觉醒主义”；今年，欧盟监管AI的努力也受挫。2024年，欧盟通过了《人工智能法案》(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试图遏制AI带来的“不可接受风险”，例如禁止“使用潜意识、操纵性或欺骗性技术扭曲行为并损害知情决策，从而造成重大伤害”。但今年5月，欧盟似乎屈服于美国AI企业的压力，准备修改该法，将“高风险”用途限制措施的实施时间推迟至2027年或2028年，并为AI生成内容的水印标注引入宽限期。"}],[{"start":99.33,"text":"在政府尚未通过行政行动、立法或司法裁决对AI实施全面监管的情况下，选民正试图在投票箱前自行监管这一行业。"}],[{"start":null,"text":"

"}],[{"start":109.45,"text":"这种转变已经开始。反对建设数据中心的声音已影响法国的市政选举和爱尔兰的全国政治。目前看来，势头似乎完全站在反对者一边。今年春夏举行的美国各州党内初选中，不止一个竞选团队因日益加剧的科技反弹而败下阵来。"}],[{"start":130.47,"text":"在犹他，州参议院议长——一名颇受欢迎且颇具影响力的共和党人——在选举中败给了挑战者。后者猛烈抨击他支持在大盐湖旁建设一座占地4万英亩的数据中心，并形容选民“已经厌倦了感觉自己没有在政府中得到代表”。（超过70%的选民反对该数据中心，而美国公众总体上也不支持建设此类设施。）"}],[{"start":156.51,"text":"在密歇根，选民罢免了拒绝延长数据中心建设暂停令的镇委员会成员。在马里兰，三名阻挠就数据中心举行公投呼吁的共和党县委员，败给了共和党挑战者。其中一名挑战者说，他们竞选时传递的信息是：“我们将阻止数据中心建设！”在威斯康星，一名承诺叫停数据中心建设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差点赢得美国民主党州长初选。"}],[{"start":null,"text":" "}],[{"start":185.66,"text":"即使在那些最激烈反对AI的候选人落败的选举中，AI也没有获胜。在曼哈顿一个国会议席的党内初选中，科技亿万富翁们花费800万美元，试图击败民主党人亚历克斯•博尔斯(Alex Bores)。博尔斯担任州议员期间曾发起纽约州的AI安全法案——这是美国少数真正具有约束力的此类法律之一。但赢得这场初选的候选人也曾联署支持同一法案，而且同样赞成暂停建设数据中心。"}],[{"start":216.4,"text":"还有比美国及其他科技公司斥资数十亿美元影响国内外政府和选举更为阴暗的力量在作祟。选民对其忧虑重重的AI工具，正让他们更难判断该如何投票，因为如今越来越难以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start":233.52,"text":"在美国，支持数据中心的议员和倡议人士宣称，反对数据中心的运动是由AI生成的深度伪造内容：特朗普政府推动这样一种说法，即美国民众反对AI是共产主义阴谋的结果，是中国发起的一场由AI驱动的影响力行动。反对数据中心的人把这种做法称为“数据中心煤气灯操纵”。这本不应令人特别困惑，但当一切都让人感觉虚假时，人们很难判断究竟是谁在造假。"}],[{"start":263.27,"text":"从这个意义上说，数据中心之争很好地说明了，自由宪政民主国家正如何日复一日地被我所谓的“人工国家”所吞没。在人工国家中，曾经的公共领域已被私人企业拥有的自动化网络空间取代；这些空间由AI驱动，主导者不再是人类，而是机器人。目前，网上的机器人数量已超过人类，而且互联网上新出现的大多数英文文字并非由人类撰写，而是由机器生成的。"}],[{"start":292.45,"text":"机器人——信息无人机——几乎可以代表任何类型的实体行事：从民族国家到无国籍政权，从政党到工会，从亿万富翁到企业，从游说人士和政治候选人到恐怖分子和罪犯。选民无从知道某个机器人究竟想做什么、代表谁，或意图何在。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各大洲的民主政体都让无人机取代了民众。"}],[{"start":null,"text":" "}],[{"start":316.78,"text":"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势必会影响美国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事实上，下一届美国总统选举将于2028年举行，很可能成为一场围绕如何监管人工智能行业的公投。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总统竞选人都已开始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特朗普及其一众潜在继任者——包括J•D•万斯(JD Vance)和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反对有实质意义的监管（特朗普倾向于凭一己意志控制这一行业）。不过，随着科技反弹情绪跨越党派界限，这一立场在共和党内部的整体支持度正在下降。"}],[{"start":354.83,"text":"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呼吁美国全国暂停建设数据中心，纽约州民主党籍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其他知名及新晋进步派人士也加入了这一呼吁。"}],[{"start":368.74,"text":"49岁的民主党人罗•康纳(Ro Khanna)是国会议员，代表硅谷选区，目前正考虑竞选总统。他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后宣布决定。今年春天，康纳发表了一份题为《为了人民的AI》的宣言。他是一名支持征收财富税的进步派人士，最为人所知的是曾领导国会推动公开爱泼斯坦(Epstein)案相关文件。康纳在宣言中呼吁建立“新的科技社会契约”。他呼应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说法，主张美国人应当这样发问：“不要问美国能为硅谷做什么，而要问硅谷必须为美国做什么。”宣言提出的原则之一是“防止AI将公共话语武器化”，另一项原则是“对AI进行监管，使其用于改善人类，而不是伤害人类”。但这些主张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那么清楚。"}],[{"start":null,"text":" "}],[{"start":421.28000000000003,"text":"科技企业高管试图说服各国政府放弃监管，并不顾选民反对继续建设数据中心。他们援引的并非自身利润，而是国家安全担忧——尤其是担心中国将在“AI竞赛”中胜出。"}],[{"start":436.54,"text":"这些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确实存在。本•布坎南(Ben Buchanan)和坦图姆•科林斯(Tantum Collins)曾任拜登(Biden)政府官员，他们在即将出版的《苦涩的斗争》一书中主张，民主国家必须赢得AI竞赛，因为“专制国家将利用AI巩固自身权力、压制本国民众，并将影响力扩展至海外。只有民主国家在AI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才能实现广泛共享的利益、维护自由，并建立反映人民意愿的治理体系。”问题在于，人民的意愿似乎是不去发展AI。"}],[{"start":469.07000000000005,"text":"科技业高管提出的另一个论点——这一论点促使欧盟推迟全面实施《人工智能法案》，也促使特朗普政府撤销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人工智能安全措施——是“监管会扼杀创新”。提出这一说法时，他们仿佛把它当成永恒真理；但事实上，这既是政治口号，也是营销宣传。"}],[{"start":489.80000000000007,"text":"旨在提高安全性的规则有时会减缓各种试验性改进，从而妨碍相关产品变得更好、更便宜或更快。但这类规则有时也确实能让产品变得更安全、更好、更便宜、更快。"}],[{"start":503.49000000000007,"text":"遗憾的是，关于法律、技术与监管之间关系的最佳论述之一，早已湮没于历史长河。1949年，威斯康星大学著名法学教授詹姆斯•威拉德•赫斯特(James Willard Hurst)完成了一章关于汽车的内容，原计划将其收入一本探讨法律、技术与监管的著作。赫斯特最终未能完成这本书，但他关于汽车的章节草稿于1990年被一名博士生从垃圾箱中抢救出来，并在四年前终于出版。或许，现在让这篇文字为有关人工智能的持续辩论提供借鉴，还不算太晚。"}],[{"start":null,"text":" "}],[{"start":540.07,"text":"赫斯特这篇74页的章节《技术与法律：汽车》，开篇列出了119项“汽车对法律产生的衍生影响”。从福特(Ford)于1909年推出T型车，到他在1949年撰写这篇文章时，汽车所带来的一切变化都令他着迷。例如，赫斯特认为，汽车让人们感受到掌控感、自由以及逃离现实的可能，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机器化社会所带来的地位和独立性的丧失”。"}],[{"start":569.4000000000001,"text":"这种收益伴随着更强烈的隐私意识：汽车成了男人的城堡。他所谓的“衍生影响”有时只是推测，但大多颇具说服力：“汽车是20世纪美国人所追求的更高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种生活水平往往会降低出生率，并促成人口相对老龄化，随之而来的是公众对政府提供经济保障的需求发生变化；汽车促成的、摆脱家庭关系束缚的更大自由也有着同样的趋势，而这种自由降低了子女照料年迈父母的意愿和能力。”"}],[{"start":null,"text":" "}],[{"start":null,"text":" "}],[{"start":602.4300000000001,"text":"不过，赫斯特列举汽车影响法律的诸多方式时，确实有充分依据。汽车催生了新型税收和税收抵扣，带来了对责任与侵权行为的全新理解，以及针对事故纠纷的新型仲裁机制；驾驶证、限速规定、意外伤害保险、交通法规和战时配给制度也由此出现变化。此外，还有“对汽车燃料质量和安全性的监管”、“对新车和二手车经销商实行许可，并监管其融资行为”、对驾校和铁路道口的监管、“汽车所有权证登记以及规范所有权转让的法律原则”等——影响远不止这些，还包括“重新关注诉诸法律手段，以防止道路沿线的自然美景受到路旁广告和商业活动的侵扰”。（所有这些变化都发生在多年以前；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于1965年出版《无速之速》Unsafe at Any Speed一书后，才推动了例如强制使用安全带等措施的出台，以及美国1966年《国家交通和机动车安全法》的制定。）"}],[{"start":661.23,"text":"赫斯特指出，尽管监管取得了诸多成功，汽车相关法律的发展却一直滞后（并造成了致命后果）：法律关注的是“赔偿所造成损害的问题”，却对“防止损害”不感兴趣。他还认为，这同样是机器时代的一大特点——这一时代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工厂。（早在有人通过法律强制要求工厂设置消防梯之前，制造商就已经与那些在工厂火灾中受伤的工人达成了赔偿协议。）但机器时代在1910年前后结束，这意味着对汽车采取自由放任的处理方式是一种例外，是一种倒退。"}],[{"start":697.94,"text":"从20世纪10年代开始，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主张善政的改革者就已放弃了机械时代“监管会扼杀创新”的论调；当时，鼓吹这一论调的人被称为“进步人士”。因此，例如，国会从早期开始就对无线电实施严格监管，并防止其造成危害；对飞机则从一开始便如此。相关措施包括1926年航空商业法、1938年民用航空法，以及1927年无线电法和1934年通信法案。没有人因此认为飞机和无线电的发展速度过慢。"}],[{"start":732.8800000000001,"text":"人们喜欢汽车，却不喜欢数据中心。但这并不能免除立法者采取行动的责任。在这个选举年，选民可能会迫使他们采取行动。"}],[{"start":744.6800000000001,"text":"吉尔•莱波尔(Jill Lepore)是哈佛大学美国史教授，也是哈佛法学院法学教授。她的新书《人工国家的兴衰》将于8月25日在英国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出版，在美国由利弗赖特(Liveright)出版"}],[{"start":758.5300000000001,"text":"第一时间了解我们的最新报道—— 关注FT周末版，通过 Instagram、Bluesky和 X，并注册以在每周六早上接收FT周末版新闻通讯"}]],"url":"https://audio.ftcn.net.cn/album/a_1786843402_3571.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