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S向来被视为全球科技“风向标”。在2026年的展会上，中国企业的回归不再是边缘性的存在，而是一种结构性的重返中心。中国企业在CES 2026的参展比例显著上升，在AI和机器人类别中占比约35%，较2020年的18%大幅增长。
智能汽车与自动驾驶领域的表现尤为亮眼。吉利汽车的Full-Domain AI 2.0全球首发，标志着其全球AI技术体系的全面升级，并成为这一复兴的象征；长城汽车同时展示AI智能座舱与4.0升V8发动机的组合方案，追觅科技甚至带来了名为Kosmera Nebula 1的电动概念超跑。
它们共同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中国企业在电动车（EV）和AI领域的出口势头强劲，尤其是在主动摆脱“低端制造”旧叙事的同时，正大步迈入全球技术与产品定义的核心地带——尽管关税风险如影随形。
这并非简单的“卷土重来”，而更像是一场对“技术脱钩叙事”的现实回应。如果仅将这一切解读为“中国制造升级”，仍然过于表层。真正值得关注的，是CES 2026所折射出的中美创新路径的根本差异。
“0 到 1”与“1 到 N”：两种创新范式的分野
以吉利为例，其Full-Domain AI 2.0系统整合了World Action Model，支持端到端AI架构，并明确指向L3/L4级自动驾驶的规模化落地。吉利集团同时宣布，计划在2026年推出10款新车型，年度销量目标345万辆，并在2–3年内通过Polestar或Zeekr品牌尝试进入美国市场——即便关税与监管阴影仍然存在。
这类路径，体现的是中国车企最擅长的能力：从“1 到 N”的快速复制、成本压缩与运营规模化。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企业在“0 到 1”层面的持续深耕。
以Tesla为代表，其Full Self-Driving（FSD）系统坚持纯视觉路线，通过端到端神经网络构建学习范式，在复杂“长尾场景”的处理能力上，依然处于全球领先位置。
而NVIDIA的入局，让整个局面变得更加微妙与复杂。
在CES前后，Jensen Huang多次强调自动驾驶将进入Vision–Language–Action（VLA）模型时代。无论是Alpamayo模型，还是Thor芯片与Blackwell GPU的组合，英伟达并不直接“造车”，而是试图成为自动驾驶时代的操作系统级基础设施。
New Street Research分析师Philippe Ferragu指出：“NVIDIA的Alpamayo代表了对Tesla FSD架构的完全验证，但其成本是Tesla的2-3倍，且仅为工具包而非即用系统，竞争者落后一代。”
有趣的是，特斯拉CEO Elon Musk对此的回应颇具意味。
他在X上发帖调侃道：“这正是Tesla已经在做的事，他们会发现达到99%容易，但解决长尾分布的难题超级难。”
Musk进一步表示，Nvidia的自主技术至少在5-6年内不会威胁Tesla的FSD系统，因为Tesla在真实世界数据积累上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并称竞争者的努力“相对琐碎”。同时，他强调“我并没有为此失眠，并真诚希望他们成功”，展现出一种欢迎竞争的开放心态。这不仅体现了Musk一贯的自信与幽默，也折射出Nvidia与Tesla之间的高层“竞合”关系：一方面，Tesla长期依赖Nvidia的GPU进行AI训练，并与xAI等项目展开合作；另一方面，Tesla正大力投资自家Dojo超算，追求硬件独立。
这种动态并非零和对抗，而是推动整个自动驾驶生态加速演进的催化剂。
Nvidia CEO Jensen Huang本人也多次赞誉Musk为“非凡工程师”，并看好Tesla在自主驾驶与Optimus机器人上的潜力。
这也体现了美国式创新的特点：从底层架构、算力范式和模型能力出发，定义行业边界。代价则是成本高昂、落地缓慢，并高度依赖资本、监管与社会共识的长期支持。
中国的“逆向创新”
如果说美国更擅长“前向创新”（从理论、算法到产品），那么中国车企正在形成一种典型的逆向创新路径。
这种路径并非从实验室出发，而是从现实世界的高密度、复杂场景中反推技术解法。它强调从本土痛点逆向工程化解决方案，快速迭代成可规模化的产品，从而在全球新兴市场中占据先机。
中国城市的交通环境、用户规模与数据密度，为算法迭代提供了近乎独一无二的土壤。吉利的G-ASD系统在高速与拥堵混合场景中的表现，正是基于亿级真实路况数据持续训练的结果；长城的AI座舱强调语音交互、方言识别与隐私控制，本质上源自对本土消费者行为的深度理解。
类似的逻辑，也体现在国产芯片企业身上。黑芝麻智能的华山A2000系列已完成tape out并通过美国审查，准备全球量产，目标并非“技术奇点”，而是全场景辅助驾驶的可交付能力。
德国汽车专家Ferdinand Dudenhöffer预言：“中国将在2026年继续超越西欧和美国，因为其技术创新速度。”这凸显了逆向创新在工程演化中的效率优势。
这不是一场原创意义上的技术革命，而是一种高效率的工程演化。其优势在于速度、成本与市场转化能力；但其短板同样清晰——在品牌、基础理论与原始范式创新上，仍需时间沉淀。
全球战略顾问Whitney Xiao一针见血：“中国公司面临的战略问题不再是能否制造西方设计的产品 - 他们显然能。问题是能否创建新产品类别、建立品牌声望，并在全球科技市场的优质端竞争。”
这提醒我们，逆向创新的真正考验在于从“高效执行者”向“规则定义者”的跃迁。
脱钩阴影下的现实张力
CES 2026的另一重背景，是愈发清晰的地缘政治风险。
中国车企在算力层面仍不可避免地依赖美国芯片体系，即便是降级版本；而北美与欧洲市场在数据安全、合规与关税上的不确定性，也正在迫使中企将更多研发与合规能力外移。
正如多位产业观察者所言，中国企业面临的核心问题，已不再是“能否制造西方设计的产品”，而是：能否创造新的产品类别，建立真正的全球品牌信任，并在高端市场完成价值闭环。
竞争之外，更大的命题
在我看来，“0 到 1”与“1 到 N”的分野，并非零和博弈。
美国定义前沿，中国放大价值——这本是一种高度互补的关系。自动驾驶、智能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终极目标，也从来不应只是国家竞争的筹码，而是如何在真实世界中降低风险、提升效率、改善人类生活质量。
CES 2026不是一场胜负已分的竞赛，而是一面镜子。它照见了中国企业的野心与能力，也照见了全球科技体系正在经历的结构性重组。
如果说逆向创新是中国走到今天的重要火种，那么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不被脱钩寒风吹灭的前提下，让这团火焰，最终点燃属于自己的“0 到 1”时刻。而那一刻，或许也将决定，科技究竟是继续被地缘政治撕裂，还是重新找到一种超越国界、服务人类的共同语言。
（作者介绍：林薇（Vivi Lin），常驻硅谷的创新观察者、媒体人与创业者，“Tech with Soul”倡导者。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