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特朗普政府对政敌们展开的报复、对爱泼斯坦档案的掩盖以及对移民抓捕时破坏正当程序等不当行为，看似不受约束，也没有后果，但这种实际上的“豁免”大概只适用于特朗普本人。受到职业伦理约束的是帮助特朗普施政的律师，而最有可能面对后果的也将是这群律师。
针对布兰奇的伦理投诉信，有着与邦迪的投诉信重复的内容（包括对阿布雷戈•加西亚的不当抓捕和后续的报复性刑事起诉，以及在爱泼斯坦档案公开过程中的种种不当行为），但重点在于布兰奇作为律师所面临的利益冲突。
布兰奇曾经是特朗普的私人律师，他在2023年为特朗普的封口费案做辩护，虽然特朗普被判有罪，但布兰奇从民主党转为共和党，在代理过程中赢得了特朗普的信任。这是构成布兰奇利益冲突的重要事实基础。在邦迪被解职后，原本是副司法部长的布兰奇升职为代理司法部长，并获得特朗普的提名，有望正式接替邦迪。在一次听证会上，布兰奇表示，不论特朗普是否支持他做司法部长，他都想和特朗普说：“非常感谢你，我爱你，先生。”（“Thank you very much. I love you, sir.”）这种公开“示爱”，预示了布兰奇即将面临的利益冲突，即前客户特朗普（作为被告席上的普通公民）与现有客户美利坚合众国（作为总统的特朗普则是该客户最主要的代表）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布兰奇在担任代理司法部长期间处理的最重要的案件，就是特朗普诉美国国税局（Trump v. IRS）。今年1月，特朗普、他的两个儿子以及特朗普集团以国税局的一个承包商的雇员非法泄露他们的税务信息为由（这个雇员同时泄露了几千名纳税人的信息，并已在三年前认罪），起诉国税局，并索赔100亿美元。国税局作为联邦政府部门，属于以特朗普为首的行政分支。于是，这个案子的实质，就是特朗普公民以个人的名义起诉掌握着联邦行政权力的特朗普总统，要求特朗普政府用美国纳税人的钱给特朗普公民及其家人和公司进行赔偿，属于典型的“自我交易”（self-dealing）。
同时，在处理特朗普诉美国国税局一案时，布兰奇明显地偏袒前客户（即作为个人的特朗普），而未能有效地履行为美国政府辩护的职责。布兰奇作为被告方美国政府和美国纳税人的“首席律师”，甚至没有让联邦政府就此案向法院进行答辩，就连向法院申请更多的时间进行答复，都是通过原告方的律师与法院沟通的。此外，布兰奇促成的“和解”条款中，曾一度包括一个补偿特朗普盟友们近18亿美元的基金，而布兰奇本人也很有可能涵盖在特朗普的盟友范围内。用现有客户（美利坚合众国及其纳税人）的钱补偿前客户（特朗普个人），并使得律师本人有可能从中获利，也是律师伦理中的典型利益冲突。
在公众和舆论的反对声中，那个18亿美元的基金最终被取消，但布兰奇在和解中，给予了特朗普及特朗普公司永久不受国税局调查的豁免权。这意味着即使特朗普卸任后故意偷税漏税，也不会受到任何调查或惩处。如此“和解”，显然违反了法律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一位联邦法官在7月的一份裁决中，严厉地批评了特朗普的自我交易以及联邦律师的不作为，并宣布特朗普与国税局的“和解”无效，但特朗普和布兰奇坚称豁免权条款有效，所以此案仍在上诉程序中，还没有最终的结果。
后来，参议院以50比49的投票结果同意布兰奇正式接任司法部长，其中的关键一票是共和党议员比尔•卡西迪（Bill Cassidy），他虽然反对布兰奇在国税局一案中做出的“和解”，但最终无奈地表示，如果找任何其他人来做司法部长，都会是更差的选择。不过，律师伦理规定，面对严重的利益冲突，律师必须主动提出解除代理关系。布兰奇没有因为严重的利益冲突而回避特朗普诉国税局一案（因为回避就意味着特朗普不会让他做司法部长），并在此过程中偏袒前客户，没有为现有客户履行律师的基本职责。
针对邦迪和布兰奇的两封投诉信可以证明，对特朗普尽律师忠诚的义务——无论是“热忱代理”还是“我爱你，先生”——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触碰其他律师伦理的底线。这种伦理困境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特朗普2.0”时期有数以千计的美国联邦政府律师，包括相当比例的司法部律师，都选择了离职。这其中有主动辞职的，也有接受特朗普和马斯克“政府效率部”“劝退”的。政府律师作为政治中立的公务员，大量离职的主要原因恐怕不单是特朗普影响了美国的政治，而是特朗普冲击了美国的法治，并很有可能迫使政府律师做出违反律师伦理的不当行为，让律师承担受处分、丢执照甚至违法的风险。这种情况下，律师伦理规则允许律师主动解除代理，而离职对于很多前联邦律师来说很有可能是唯一保证自己不违反律师伦理的选择。
当然，邦迪和布兰奇这样的大人物，早已不在乎政府律师应有的政治中立（布兰奇近期甚至还亲自为即将面临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在公开场合助选），因为他们已经成为特朗普政治机器的一部分。即使他们两人的律师执照被吊销，他们也可以继续作为美国右翼的香饽饽，不愁找不到律师以外的工作。所以，对于极少数服务特朗普的“高端”律师而言，吊照的风险在名利双收的诱惑面前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的律师来说，为特朗普卖命这口饭是暂时的、有限的且极具风险的，而法治的饭碗才是美国法律界长久、共同的利益。
美国法治系统具有韧性，不仅是因为公平、正义等高尚的法治理念能唤起人们的道义感，还因为法律界是一个深度参与政治但又独立于政治的庞大利益群体。说到底，美国法治如果最终能抵挡住特朗普政府的高压，靠的并不是律师们自发的道德感，而是律师职业伦理作为硬性要求的制度设计，以及遵从伦理、维护法治给律师带来的长远利益。
所以，面对即将成为“跛鸭”的特朗普，美国法律界尽管依然无法在政治上直接挑战日益膨胀的行政权力，但在关乎美国法治存亡的根本问题上，不会有理由向特朗普政府做出让步。
（注：作者董一夫，美国纽约州执业律师，曾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