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在巴西贝伦举行的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主会场外，举行着一系列表达亚马逊地区原住民和其他基层社会诉求的外围活动。土地、暴力和毁林总是其中的核心话题。
在城市东南角的一座学校里举行的“原住民村”（Aldeia COP），来自亚马逊地区各民族的领袖们相继讲述着族人被外来土地和资源掠夺者杀害的故事，然后共同为受害者默哀，并举起拳头高喊“立即为土地划界！”（Demarcação Já!）的口号。市中心一栋小楼里举行的“人民COP”（COP do Povo，COP借自“COP30”，意为“缔约方会议”），会场内的一面墙上用被焚森林的灰烬画满了土地与环境守护者们的肖像。会上发布了一本厚达800页的新书，名为《帕拉乡村的谋杀和有罪不罚》。这几乎是一大叠案情卷宗，记录着1980年到2024年间贝伦所在的帕拉州乡村的1003起凶杀事件——其中多数与土地冲突有关——但至今仅61起进入了审理程序。面对正义的失踪，在COP30期间，人民COP携手30多个团体在帕拉州联邦检察院召集了一个为期两天的“人民特别法庭”，象征性地聆讯和审理20多起主要发生在亚马逊地区与土地和环境相关的暴力事件。人民COP的发起机构是“泽•克劳迪奥与玛利亚研究所”（Instituto Zé Claudio e Maria），机构的名字旨在纪念同名的一对夫妇，他们曾是贝伦以南400公里一座小镇上与毁林者斗争的社区领袖，在2011年因其社会活动双双被害。
土地、毁林、农业和暴力，在巴西亚马逊缠绕成了一个结。巴西总统卢拉顶着国际压力坚持要把COP30放在北方亚马逊地区的贝伦而非南部大城市里约或圣保罗举行，为的就是让世人看到这片地球上最大的热带森林，和它的快速消失。可是一旦近距离观看这片广袤无际的森林，你就无法不同时看到其中的鲜血、浓烟和灰烬。亚马逊的毁林不是孤立的环境问题，它也是关于巴西盘根错节的地权问题，资源压榨型农业的问题，以及法治和公共安全问题。
制度化的土地掠夺
巴西允许合法砍伐森林，但亚马逊地区90%的毁林都是非法的。根据2012年修订的《森林法》，在亚马逊地区，私人土地上可以砍伐的森林比例是20%。但由于执法松懈，超出合法砍伐比例，或在未获得砍伐许可的情况下就达到这个比例，是普遍现象。但是，这种非法毁林相对较少涉及冲突和暴力。
另一种非法毁林发生在本不属于砍伐者的土地上，主要是未指定用途的公共土地。这类土地占巴西亚马逊生物群落总面积的大约13%，相当于一个法国。2019-2021年间，巴西亚马逊30%的毁林发生在这类土地上，全部为非法。入侵公共土地和毁林的直接目的是农业开发。土地利用和植被监测计划MapBiomas研究卫星图像发现，1983–2023年间，巴西亚马逊90%的毁林面积的初始用途是养牛。其余毁林面积，以及一部分养过牛的土地，则被用于种植大豆等单一作物。
在这些公共土地上，对森林的暴力总是与对其中的居民的暴力如影随形。非营利机构巴西公共论坛和克里奥拉母亲研究所（Instituto Mãe Crioula）2024年底发表的《亚马逊暴力地图•第三版》报告显示：2021-2023年巴西亚马逊地区的故意暴力致死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0%以上，且近年来暴力有向乡村和林区内陆化的趋势。报告发现，该地区暴力主要来自围绕土地的冲突，而争夺土地主要是为了砍伐森林从而推进畜牧、单一作物种植和采矿，以及毒品和其他非法货物的走私。
打击毁林的执法活动因此兼具显著的社会治安效应。2025年三名圣保罗经济学院的研究人员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单是政府借助巴西“实时毁林监测系统”（DETER，一套卫星监测系统）用罚款手段惩治非法砍伐，就让巴西亚马逊每年减少了近1500起凶杀案，相当于该地区年平均凶杀案总量的15%。
但是，执法却面临系统性挑战。多年来致力于打击亚马逊地区的环境犯罪的联邦检察官里卡多•内格里尼（Ricardo Negrini）在COP30后与我的访谈中说道：“各个市镇腐败的情况不同、司法体系的健康程度不同、检察官的活跃程度不同、土地性质不同，土地掠夺成功的机会也就不同。一些市镇的市长就是土地掠夺者，一些警察就在掠夺土地而来的农场上工作。很多人参与这个非法经济，不仅是土地掠夺，也是紧随其后的毁林和其他的非法活动。这些都被制度化了，让执法者和司法人员很难打击。”
他说的“土地掠夺”，不是单纯的入侵土地，而是用非法手段获得公共土地的所有权。内格里尼告诉我，在巴西，“土地掠夺”这个词“grilagem”来自“蟋蟀”——“grilo”。在过去，土地掠夺者会把伪造的地契或土地交易证明放在一个装有蟋蟀的盒子里，蟋蟀的啃噬和排泄物会让纸张迅速“变旧”。凭借这些新的“旧文件”，他们可以宣称自己的地权早于政府记录，从而向政府部门骗取地权登记。亚马逊地区至少50年前就有这种现象。他补充道，这种手法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巴西一直没有可靠的全国性的地权登记数据库。虽然最近几年开始建立，但仍然缺少很多数据。亚马逊人与环境研究所（Imazon）的研究员布伦达•布里托（Brenda Brito）的研究聚焦巴西纷繁复杂的“grilagem”手法。她在2023年的一篇访谈中提到，大多数政府地籍记录仍是纸质的，“如果数据都没有数字化，怎么可能有统一的数据库？”她问道。
掠夺土地的另一种手法是“先下手为强”占领土地，然后借助制度缺陷获得地权追认。亚马逊地区除了有原住民族世代居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殖民主义经济和奴隶制又陆续让更多不同类型的贫困社区到此地定居，留下了黑人逃奴后裔、割胶者、巴西坚果采集者等其他“传统社区”。上世纪60到80年代，为了发展经济并巩固对这块占国土面积近一半的广袤疆域的控制，当时的军政府鼓励南部人口进入亚马逊占领土地、毁林拓殖。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往往驱逐乃和屠杀森林中的传统社区。军事独裁在1985年结束，1988年颁布的“公民宪法”力求涤荡军政府的暴力遗产，规定国家应实施土地改革，从而保障原住民和其他传统社区的地权并保护生态环境。
与此同时，宪法还规定：土地不应荒废，而应实现“社会功能”，让乡村土地具有生产力的人有权在农村土地改革中获得土地。这一宪法精神的本意是抑制土地所有权集中，让无地劳动者能分得土地。但是对它的滥用，却造成了“谁毁林，谁拥有”（Dono é quem desmata）的荒谬现实。
布伦达•布里托和Imazon同事保罗•巴雷托（Paulo Barreto）在一篇2019年的论文中描述了这种“先下手为强”的操作手法——先强占公共土地，这时常意味着暴力驱逐土地上的原住民和其他传统社区；然后毁林、种草，开始养牛，好显得像是在有效利用土地；然后向政府申请土地正规化，即以折扣价购入占据的公共土地。如果占地的时间晚于土地正规化项目规定的最晚年限，那么他们就会找国会中代表农业利益集团的议员，要求他们修改法律，推迟截止年份。
他们一再得偿所愿。2017年特梅尔执政时期通过的“土地正规化法”（正式名称《13.465号法》），将土地正规化项目原来的最晚占地年限从2004年推迟至2011年，同时允许占地者以远低于市场价和政府指导价的价格购买所占土地，并将以上政策适用的土地规模上限从1500公顷大幅提高到2500公顷。
在薄弱的执法和和纵容的制度环境下，强占土地可以做到旱涝保收、一本万利。巴雷托和布里托在2023年出版的一章书稿中写道，在等待正规化期间，掠地者就已经在从伐木和农业中渔利；即便最终得不到正规化，那么他们也能把土地在黑市卖掉，或者用假文件堂而皇之地卖掉；若是被批准正规化，他们无需依规公开竞拍，而是以远低于市场价和政府指导价的价格向政府直接购买。他们测算，2017年“土地正规化法”或将导致巴西政府总计失去32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相当于该国2018年GDP的7%，和环境部年度预算的100倍以上。
他们在书中指出，政府在一轮又一轮的土地正规化项目中持续授予掠地者地权，鼓励了新的投机性掠地行为，加剧了毁林和暴力冲突。而与此同时，部分由于农业利益集团的阻挠，原住民和其他传统社区的土地正规化进程却进展缓慢。文中提到，针对2017年“土地正规化法”，2017和2018年分别有来自联邦总检察长、政党和公民社会团体的三起违宪诉讼被提交给最高法院。联邦总检察长在起诉书中认为，该法忽略了承认原住民和逃奴社区地权、为无地人口提供土地，以及将公共土地用于自然保护的优先性，因此违背了宪法和一般法原则。但时至今日，三起诉讼皆未审结，该法依然有效。
逡巡不前的土地划界
COP30期间的一天上午，MapBiomas的创办人和总协调人塔索•阿泽维多（Tasso Azevedo）在一条从贝伦出发、溯阿卡拉河（Acará）而上的船上，向来参加COP30的中国乘客们讲解巴西亚马逊地区的毁林历程。在他展示的MapBiomas的互动地图上，随着时间推移，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几乎全绿的亚马逊版图，逐渐出现越来越多的黄色斑块，这些斑块渐渐相连成片，到2024年已经覆盖巴西亚马逊差不多14%的广袤区域，其间还夹杂着少量的粉红色区域。他告诉听众，黄色和粉色区域分别代表毁林后建立的牧场和农场。但他请听众们同时注意，在它们之间依然保留着大片连续的绿色区域，这些都是已经得到正式划界的原住民保留地，或被指定为自然保护区的土地。这说明，为公共土地指定用途对于遏制毁林是多么重要。
“原住民领地划界和自然保护区划定都是非常有效的自然保护措施”，检察官内格里尼在几天后的访谈中确认。“但是”，他补充道，“由于土地一旦被划为原住民领地，上面的农场主就必须离开，农业、采矿活动都高度受限，因此一直受到农业利益集团的反对。土地划界只需联邦政府的行政权力，无需经过议会批准，但是政府不想太惹恼议会中的农业利益集团，因此原住民领地划界进程要比技术上所需要的缓慢。”
MapBiomas网站上2024年亚马逊生物群落的土地利用与植被覆盖情况，浅黄色和粉红色区域分别为畜牧和种植业区域。上届总统博索纳罗在某种程度上是军政府意识形态的复辟。他鼓励在亚马逊地区毁林，扩张农业、矿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搁置了原住民领地划界进程。本届卢拉政府在就任之初重启划界，但是进展不尽如人意。
COP30期间，大会现场发生了两起被广为报道的亚马逊原住民抗议事件。先是11月11日，正式会期的第二天，数十名原住民成员闯入会场，与安保人员发生冲突。他们高喊口号：“我们的土地不容出售”、“我们不能吃钱”、“我们要求我们的土地上没有企业化农业、石油开采、非法采矿和非法伐木。”然后是14日，大约50名蒙杜鲁库（Munduruku）原住民封堵了会场入口，要求就亚马逊地区货运铁路、航运基础设施扩张等问题与总统对话。他们最终得以与大会主席安德烈•科雷亚•多拉戈（André Corrêa do Lago）进行了超过一个小时的对话，并且很快取得了成果。联邦政府当天就宣布将在帕拉州推进对两块蒙杜鲁库领地的划界工作。三天后的11月17日，联邦政府又宣布将再划定10块原住民领地。这些进展表明，只要联邦政府有足够强的政治意愿，原住民领地划界就可以被快速推进。
COP30期间，“原住民村”活动上，原住民领袖讲述它们社区所面临的土地掠夺威胁，并要求立即为原住民领地划界。摄影：蒋亦凡Imazon的巴雷托和布里托在COP30前撰文呼吁国家机构快速将未指定用途的土地指定为传统社区领地或自然保护区。他们认为，虽然执法对遏制公共土地上的毁林效果显著，但光靠执法是脆弱的，它还随着政治周期而摇摆，因此治标不治本。而指定用途可以真正“拧上水龙头”，因为这“将使犯罪活动失去其最重要的资产，那就是今日的入侵意味着明日的地契的预期。”
但保罗•巴雷托并没有把希望只寄托于国家制度的完善，他也在看市场能做什么。
“中国牛效应”
先占领土地，然后砍树、卖木材，接着种草养牛，或者干脆把土地卖给其他养牛户——检察官内格里尼把这称作土地掠夺的“教科书式”流程。无论是谁养牛，在同一块土地上放牧一般仅三年，最多五年，因为他们通常不做任何牧场维护，导致牧场迅速退化。然后，他们开始寻找下一片牧场，无论是自己去砍伐森林，还是从其他人手中购买已经砍伐完的土地。衰退的牧场则通常被卖给人种庄稼——通常是大豆。这种极为粗放的生产方式，加剧着亚马逊地区的土地掠夺、毁林和冲突。
保罗•巴雷托提供了几个令人震惊的数据：牧场占亚马逊地区农业用地的九成，而其中一半以上都已退化。在全巴西，退化牧场总面积达到一亿公顷，相当于两个四川。在他看来，如果能修复退化牧场、提高现有牧场的土地生产力，就能避免大量毁林。
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他与合作者们发现，2000年以来，几次重要事件与巴西中、高植被活力牧场面积的增加，和低植被活力牧场面积的减少在时间上重合。2004年，在卢拉第一届总统任期下，巴西启动了雄心勃勃的“法定亚马逊地区森林砍伐预防和控制行动计划”（PPCDAm），森林执法显著加强。此后中、高活力牧场面积迅速增加，而低活力牧场面积大幅减小。2012年后，罗塞夫执政期间森林执法开始松懈，中、高活力牧场面积开始下降，低活力牧场面积增加。但是，2014年之后，情况扭转了过来——牧场活力又开始上升，牛只宰杀时的体重也显著增加。
作者们指出，因为这一年，中国解除了两年前因为巴西发现疯牛病例而颁布的巴西牛肉进口禁令，但同时要求巴西输华牛肉都必须来自30月龄以下的年轻牛只，这个年龄低于平均屠宰年龄大约半年。巨大的中国市场对这种被称为“中国牛”（Boi China）的产品的需求，以及为之提供的最高时达30%的溢价，强烈刺激了巴西牧场主改变生产方式。他们改良土壤和牧场、建设轮牧设施，用于提升生产力的农村信贷比重从12%上涨到23–24%。这在巴西畜牧业被称作“中国牛效应”。
这些发现说明：一方面，有力的执法能促使牧场主充分利用现有土地，因为它限制了廉价土地供应；而另一方面，国际市场的要求对产业界影响巨大。
他对我讲了另一个故事：过去，因为巴西一直没有解决口蹄疫问题，其他国家一直不买巴西的鲜牛肉，直到上世纪90年代其他生产国爆发了疯牛病疫情，国际市场出现了巨大的供应缺口，给巴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为了抓住这个机会，巴西设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口蹄疫根除项目。私营部门在其中与公部门积极合作，大牧场为病牛屠宰补偿基金出钱，为小农购买疫苗，然后在这个系统内分摊成本。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98年到2014年，巴西全国牧群的接种率从10%提升到了接近100%，助巴西抓住历史性机遇，跃升成为全球最大牛肉出口国。
他总结道，这两个故事都是关于市场做出不容协商的“可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无论是不买有口蹄疫风险的牛肉，还是只买30月龄以下的优质牛肉——激发了产业界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成功实现行为转变。而眼前的问题是，如何让产业界对毁林问题采取集体行动。占巴西牛肉出口六成的中国市场的要求，再次被寄予厚望。
合法牛肉认证进中国
在COP30开幕的两周前，巴西森林与农业管理与认证研究所（Imaflora）在巴西利亚发布了“巴西良好牛肉评估”（英文名“Beef on Track”，以下简称“BoT”）认证体系。中国天津市肉类协会在发布会上宣布，将于2026年6月之前从巴西采购不少于五万吨带有BoT认证标签的巴西牛肉。另据报道，BoT认证牛肉也将于今年第一季度同步登陆巴西市场。此外，它还计划拓展欧洲和中东市场。
该认证的目标是实现“零毁林牛肉”，但起点是让牛肉来源合法。它的工作基础，是巴西联邦检察院自2009年以来为了加强亚马逊地区牛肉生产的合法性而与屠宰企业签署的《行为调整协议》（TAC）。
联邦检察官内格里尼告诉我，在有这些协议之前，联邦检察官们忙着起诉亚马逊地区涉嫌非法毁林的牧场。但当时那里每年有超过两万处毁林，有时甚至超过6万，因此不可能起诉每一家牧场。好在，巴西的法律允许检察官将供应链下游的任何一方作为“间接污染者”起诉，要求其支付环境损害赔偿。2009年，联邦检察官丹尼尔•阿泽雷多（Daniel Azeredo）意识到：与其起诉两万牧场主，不如起诉少数屠宰场。于是他起诉了20座屠宰场。起初屠宰场们非常愤怒，提起反诉。但最终他们意识到并没有法律依据为自己辩护，于是愿意坐下来协商。检察官阿泽雷多于是先和这20家屠宰场签订了《行为调整协议》，约定屠宰场必须对自己的牛只供应链开展监督，力求不向涉及毁林、奴役、土地掠夺，以及被列入联邦环境禁运名单的牧场采购牛只。目前整个巴西亚马逊地区已有100多份这样的协议；在巴西亚马逊第一大畜牧业州帕拉，它们已覆盖80%的屠宰产能。
内格里尼目前就在和阿泽雷多和另一位检察官共同负责帕拉州的牛肉协议。他解释道：根据巴西法律，这些协议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只要企业违反这些协议，比如未能履行接受审计的义务，检察官就可以将它们送上法庭，要求其根据协议中约定的金额赔偿，法官就会支持，而无需讨论其违约行为是否造成了实质性的环境和人权损害。
“我们总是先协商。有的企业认为签协议对自己有利，因为这样就有时间来改善实践。但也有一些不愿意协商和签协议，那么我们就起诉它们。”内格里尼说道。
但签协议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它只是改进的开始。监督牛肉供应链最大的挑战是追溯。“巴西对牛只的追溯还比较糟糕”，内格里尼坦言。他解释道：在巴西，肉牛养殖在不同阶段往往在不同的牧场和育肥场进行。牛只在抵达屠宰场之前，通常已经在不同的设施间辗转多次。目前巴西开展牛只追溯用的是当年为控制口蹄疫建立的《动物转运指南》文件（GTA）制度。每一批被转运的牛只数量、性别等信息被登记在册。但是，屠宰场目前通常只能获得自己直接供应商提供的GTA——这通常意味着牛最后是在哪里被育肥的——而不知道更上游的供应商的情况。这些间接供应商为数众多，也更容易与非法行为有染。他表示，目前只有一些最大的屠宰企业在开始监督间接供应商，强迫直接供应商提供此前的交易证明，然后去核查上游供应商的环境表现，但即便它们也不能覆盖全供应链。
他表示，事实上，目前的协议也并不要求屠宰场监督全供应链，因为缺少公开的GTA数据库供它们实施这种监督（他在2020年曾向媒体解释，由于政府将GTA数据列为保密，因此尽管它有这些数据，但不予公开）。但是联邦检察院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内格里尼表示，该机构正在建设一个在线平台，让屠宰企业可以上传自己掌握的GTA信息，与政府的GTA数据库比对，获得平台自动生成的报告，从而了解是否有间接供应商涉嫌环境违法。这个平台有望今年启用。此外，为解决文件追溯不够准确、存在造假空间等问题，帕拉州的一部分牧场已经开始采用耳标等方式开展牛只个体的物理追踪。但帕拉有2600万头牛，现在只为30万头牛实施了个体追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内格里尼说道。
“BoT完全是基于巴西法治的要求，完全基于联邦检察官们这些年对屠宰场开展的工作。它仍然不完美，但它是一个起点，也是我们现有的最好的认证工具。所以，无论巴西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买家都应该去了解他们的供应商在遵守BoT上的表现。”他说。
贝拉咨询是Imaflora在BoT认证上的中国战略合作伙伴，参与了BoT在中国的本土化开发以及与中国认证机构的对接工作。CEO伊莎贝尔•内普斯塔德（Isabel Nepstad）12月在上海向我解释了BoT如何衡量企业的表现：
它有四个登记的认证标签——铜、银、金、白金。铜标要求屠宰企业确保其所有直接供应商不涉及非法毁林；银标则要求确保所有直接供应商不涉及任何形式的毁林，无论合法还是非法；金标要求全供应链——即所有直接与间接供应商——不涉及非法毁林；而白金标则要求确保全供应链不涉及任何毁林。
这个体系以合法性为切入点，以零毁林为目标，将两者连成一条连续的前进轨道。伊莎贝尔解释道，良好的表现不仅能为企业赢得消费者认可，而且有望获得溢价奖励。她透露，天津肉类协会已表示愿意根据认证等级，为银、金、白金产品支付一定的溢价。而铜标由于是最低限度要求而没有溢价。但最终的溢价水平将由市场决定。
至于是什么让中国肉类行业对BoT感兴趣，她表示，在“双碳”目标和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不严苛，而是与巴西的环境法规相一致的BoT，被很多企业视为实践绿色低碳发展、支持中巴两国环境目标的第一步。此外，BoT对供应链追溯水平的要求也被一些企业看作是保障质量，特别是食品安全的手段。她还特别提到，近年来进口牛肉的增加给国内养殖行业造成价格压力，这让中国进口商在选择进口牛肉时开始更关注产品质量与环境可持续性表现，从而提高附加值，与国产牛肉形成差异化。
中国商务部在12月底公告了一年前启动的进口牛肉保障措施调查结果，裁定进口牛肉数量增加使国内产业遭受“严重损害”，因此对进口牛肉实施为期三年的国别配额管理，对超额进口加征55%关税。巴西三年配额均显著低于2024年对华出口量。这意味着，未来将需要决定谁有资格向中国出口牛肉。质量与环境可持续表现或将成为获得配额与否的条件。
“它有望成为’中国牛2.0版’，但这次纳入环境可持续要求”，伊莎贝尔说。
中国的方式
保罗•巴雷托自1990年与人联合创办Imazon起研究亚马逊森林保护至今，不久前刚被评为对国内和国际公共政策影响最大的107位巴西科学家之一。在他看来，终结土地掠夺和农业毁林问题，没法单纯指望巴西国内政策的完善，因为巴西的法治、民主，和宪政都面临挑战，因此需要更多方的力量来推动改变，国际市场提出环境可持续要求至关重要。“如果市场可以根据切身利益提出要求，不仅可以带来行业迅速的改变，而且这种求变的压力也会更持久。”他说道。
2025年11月，保罗•巴雷托在Imazon位于贝伦的办公室。摄影：蒋亦凡伊莎贝尔则相信，只要中国有要求，巴西就能做到。她说：“巴西在过去多年受到国际市场信号的强烈影响，尤其会积极回应欧盟市场的环境可持续要求。亚马逊大豆禁伐协议（注：Soy Moratorium，指2006年巴西大豆贸易商与行业协会关于不采购来自2008年后毁林的亚马逊土地上生产的大豆的自律倡议，成功减少了域内大豆驱动的毁林）就是为了欧盟市场。巴西有能力、有准备、有技术和制度来向欧盟市场提供可持续的、不毁林的大豆和牛肉。对中国市场，它也能够这么做。”但她又补充道：“中国未必需要采取和欧盟或其他市场一样的措施，但是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我认为中国可以成为帮助巴西实现可持续变革的积极力量。”
她说的“欧盟的措施”中最典型也备受争议的是2023年通过的《欧盟零毁林条例》（EUDR）。它要求欧盟进口商杜绝进口产自2020年底之后毁林的土地上的牛肉和牛皮、大豆、可可、咖啡、棕榈油、木材、橡胶七类产品及其衍生品。部分缘于发展中生产国的抗议，其原本2024年底的生效时间已被推迟至2026年底。
在被问及对《欧盟零毁林条例》的看法，联邦检察官内格里尼答道：“亚马逊地区90%的毁林是非法的，绝大多数私人土地上的毁林是非法的，大多数毁林与土地掠夺有关，大多数毁林还和其他形式的犯罪有关。这是巴西人违反巴西的法律，我们看着它发生。《欧盟零毁林条例》说产品必须遵守巴西法律，显然应该如此，但农企部门中一些人说这是干涉巴西内政。并不是这样的。巴西的’内政’是巴西法律要求森林砍伐必须遵守一些规范，但现在却不是这样。所以，对任何其他国家来说，去了解巴西法律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遵守是非常正当的，这是关于巴西主权是否得到尊重的问题。”
《欧盟零毁林条例》被不少发展中国家称为“单边贸易措施”，在贝伦COP30，它们首次成功将对此类措施的担忧纳入决议，并建立了对话机制。对于中国，采用“单边措施”倒逼生产国加码气候行动是一个政治禁忌，中国向来提倡合作共赢。
我问保罗•巴雷托怎么看这个问题，他答道：“中国为了进口牛肉的质量和安全，提出了只买30月龄以下牛肉的要求，这是一个’单边贸易措施’，但同时为此支付了一定的溢价。中国也可以为环境保护采取同样的行动，为了切身利益，比如未来的粮食安全。中国在巴西还有不少水电投资，而干旱会减少巴西的水力发电量。”
保罗•巴雷托展示的巴西从降水盈余到降水赤字的图表说到这儿，他在电脑上打开一张图表，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初，巴西从降水盈余变成降水赤字（蒸发蒸腾大于降水），且赤字规模波动扩大。干旱正在影响巴西的农业和电力生产力。
他继续说道：“如果中国能与巴西开展合作当然更好，比如提供绿色信贷帮助巴西修复退化牧场、提高土地生产力。你可以提出单边要求，同时设计出合作机制。事实上，当你把要求与激励机制结合起来的时候，你的要求也会变得更加可信。每个人都应该有’可信承诺’并迅速行动，因为，气候变化与毁林的组合是致命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