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CNBC《Squawk Box》节目中说了一段鼓舞人心的话：“我听够了K型经济这套说法。我可以在这里明确地说：K型经济已经结束了。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的C型经济——底层工资收入者终于开始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就像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那样”。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贝森特的“定论”与他的两个依据
要判断这段话，需要先看清语境：此时距11月中期选举只有三个月；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杰克逊霍尔的首次演讲被市场解读为偏鹰，9月议息会议前市场定价的加息概率一度超过六成。贝森特是在“加息预期”与“民生怨气”的双重压力下，为美国经济成绩做的一次辩护。9月1日他在G20记者会上重申了同一判断：“等我们度过这段时期，利率就会下降，经济也将加速。”
那么，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是什么？贝森特的论据大致有两条线索。其一是工资数据：他指出，收入处于后25%的全职工薪族周薪同比上涨5.5%，而处于第75百分位数的人群周薪增幅仅为1.5%。其二是政策效果：他援引《大而美法案》中的小费免税、加班费免税等条款，称这些政策对低收入家庭财务状况产生了显著积极作用。
表面上看，这些数据确实呈现出一种“底部追赶”的景象，但问题在于这些数据没有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同期消费者价格上涨3%以上，而低收入群体对于能源、运输等价格大幅上涨的品类又存在消费刚性，通胀侵蚀了低收入工人工资增长带来的实际收益。
更关键的是，亚特兰大联储按收入四分位数追踪的最新工资增速数据显示，最低四分之一群体的薪资增速为3.6%，而最高25%群体为3.9%。按照这一数据，2026年以来，底层收入群体的薪资增速从未真正超过高收入群体。这意味着贝森特所描述的“C型收敛”在最新数据的统计口径下并不成立。
或许贝森特真正证明的，只是“劳动市场最底层的名义工资增速出现了局部收敛”，他拿一把量工资的尺子，去回答一个关于资产负债表的问题，恐怕本身就存在以点带面的偏颇。
K型分化：伪问题还是真问题
经济的分化几乎永远存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同一企业的不同职务，强者愈强的分化何曾消失过？
即便在对最终分配环节平均能力最强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存在城乡之间、工种之间的工资显性分化，以及户籍、粮油票证、医疗、退休保障等等多个方面的隐性分化。再分配体制改变的往往不是分化的存在，而是分化的形式。这一事实说明K型经济本身可能了无新意。
但是K型经济在当下的确又有些新的内容。
第一，驱动机制变了。传统分化由工资、就业、技能驱动，以十年为尺度缓慢变化；而当前K型分化由资产价格和杠杆驱动，以季度为尺度剧烈变化，并与宏观政策直接绑定——宽松是资产持有者的救济，紧缩是劳动收入的成本。分配问题由此从社会政策议题，变成了宏观政策的顺周期放大器。
第二，它与总需求的关系变了。过去，分化是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取舍；现在，分化成了增长问题。当前最富的20%承担了全美近60%的消费支出，经济增长本身已经建立在分配不均之上。经济学者布鲁苏埃拉斯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指望股市来支撑消费经济，那我们倚赖的是一条加深K型、而不是抵消K型的通道。”
在此基础上还有两点推演。
其一，K型经济的真正含义不是“分化”，而是“分化发生在总量增速下行之后”。当帕累托改进空间收缩，分配便从“增量分配”转为“存量争夺”：上行部门争夺下行部门的融资资源、人才与政策注意力，形成挤出与零和。
这在当下的美国看得很清楚——AI资本支出（四大云厂商2026年预计合计7250亿美元）本身就在推高长端利率，而高利率压制的恰恰是对利率最敏感的部门：小企业、住房、耐用消费品，这些部门雇佣的正是中低收入群体。于是出现一条隐蔽的传导链：技术进步—>资本支出—>利率上行—>中小部门收缩—>中低收入就业承压。技术繁荣通过利率渠道，对分配形成了第二重挤压。
其二，存量竞争下的资源争抢，带来的往往不是财富在不同行业间的重新分配，而是财富向既有资产所有者的进一步集中。资产价格的重估不创造新的就业，只创造新的账面财富。当增量创新集中在少数前沿企业，其估值上升会通过指数化资金流向股东——而这些股东本来就是最富的人。
美国要素分配因此存在收入水平越高，股票等广义资产性收入占比越高的特征。根据美联储调查，收入最高的20%家庭持有71%的净资产和87%的公司股权与共同基金资产，而收入最低的20%家庭仅持有约3%的净资产。
所以，K型经济在当下可能不是伪问题。但“K”这个字母，用得不好。
K型经济的结束，还是i型经济的开启？
与K型经济的概念不同，经济学家克里斯•马滕森提出i型经济的提法，即绝大多数劳动群体可能会被挤压在底部的“长条”之中，而极少数掌握核心AI技术、算法、算力或垄断资本的精英，则以独立圆点的形态高高悬浮其上，并且二者几乎毫无交集。
这个判断可以在两个维度上检验。
先看股票市场。2023至2025三个自然年度，美股市值加权跑赢等权29.8个百分点，是有可得数据以来最阔的三年差距；标普500前十大权重股合计约37%—40%，为历史最高（互联网泡沫顶点约29%）。
再看财富分配。美国最富1%与底部50%分组，户数相差约50倍的两组人，净资产总量相差10倍。同时，股票（含养老金权益）占家庭金融资产的比重在2025年四季度创下46.7%的历史纪录（2000年一季度为38.7%）；盖洛普口径约38%的家庭完全没有股票敞口，美联储SCF口径下约52%的家庭不持有任何股票（含间接持有）。
资料来源：美联储分配性金融账户，2026年6月18日发布。
随着AI技术带来的规模经济和马太效应，能够持续涨价的资产越来越集中，且资产价格很高，甚至高到只对一小部分人开放，“越富有越配置、越配置越富有”的自我强化，也许被推到了历史极值。
从K走向i，底层的绝对收入可能仍会改善，相对差距却在固化。因为K型的两条腿其实是两种运动——下支靠劳动收入（线性、缓慢、被通胀侵蚀），上支靠资产价格（指数、迅猛、被政策托底）。当两者的增速差足够大，图形就从K变成了i。
长期会不会回到C型？
从历史经验来看，技术突破之后是否都会如此——先加速分化，随着技术惠及更多人群和制度调整，最终出现C型？
方向上，这个判断有历史依据。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对1770—1913年英国数据的测算显示：1760—184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前期，英国劳均产出持续攀升，工人实际工资长期停滞，不平等快速拉大，这就是著名的“恩格斯停顿”。第二次工业革命（1870—1914）电力与规模化生产催生大量无形资产，技能溢价走高；第三次信息革命（1970年以来）造成就业U型极化，中产薪资停滞。连续三次通用技术革命，都在前期留下了分配恶化的印记。
但有多种修正性的因素推动了从分配恶化向C型改善的拐点。
修正一：拐点不是技术带来的，是制度带来的。19世纪中后期，英国是通过完善劳工保护、建立社会保障、调节资本收益，才修复分配格局，库兹涅茨拐点才出现。北京大学黄益平教授今年在其评论文章中也讲得很直白，技术进步不会自动普惠大众，市场自发调节无法平衡资本与劳动的收益分配，制度干预是避免长期贫富撕裂的必要条件。C型不是技术的自动结果，而是制度的产物。把“技术惠及更多人”与“制度调整”并列是对的，但顺序需要调整：先有制度调整，才有技术惠及。
修正二：时间尺度比通常想象的更长。“恩格斯停顿”持续了大约七八十年，不是一两个经济周期，而是两三代人的时间。跨国实证也支持“分阶段”判断：以2017—2023年20个AI投资领先国家为样本的研究发现，A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随渗透深度而反转，早期提高最高20%人群的份额，技术下沉到中小企业和服务业之后才转为收敛。这说明“先分化、后收敛”在数据上不是幻想，但收敛的条件是技术真正下沉到中小企业和普通劳动者手中。
修正三：这一轮技术与前三次有一个本质区别。前三次技术革命的扩散，主要通过“新增岗位”和“新增企业”实现——它一边替代，一边创造；而AI的扩散方式，很大程度上是“替代现有任务”。替代型技术对分配的友好度，系统性地低于创造型技术。这意味着，即便最终走向收敛，中间这段“i型”阶段也可能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都更长、更陡。
所以，真正的问题可能不是“K、i还是C”，而是如何在一轮技术扩散的窗口期内，把资产价格创造的账面财富，转化为可参与、可投资、可流动的广泛财富，以及更加多元分散的财富获取机会。
（作者系远东资信研究院副院长。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