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斌一个人经历了这个结构的两端。在大学，他的岗位二十多年保持稳定，几乎不受市场竞争的压力；在配送站，收入按单计算，工作量随订单变化，车祸后很快被清退，此后一年多都在为劳动关系和职业伤害补偿维权。同一个劳动者在两种制度中承担的就业风险相差悬殊。他对骑手劳动保障不足的观察是准确的，也意识到了自己与骑手处境的差别。但他没有认识到，大学老师与骑手之间的差别本身就是中国二元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体制内和正规岗位吸收的就业风险较少，波动便更多落到派遣、外包、临时和平台劳动者身上。
缩小不同就业身份的保障落差
经济要有韧性，就要保留调整的空间。南欧和日本的双轨劳动力市场，都与保护过度集中在正式岗位有关；西班牙失业率对经济波动的反应长期居发达经济体前列，欧债危机中一度超过25%。劳动政策需要把企业创造就业的能力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劳动者的利益既包括就业以后得到多少保障，也包括企业愿意提供多少岗位、失业后能否较快找到下一份工作。经济增长放缓以后，企业面对的需求和利润不确定性都在上升，正式雇佣的合规成本越高，企业越会控制正式员工数量，把新增和波动性的需求交给外包、派遣和平台。降低正规就业的固定成本，可以提高企业使用长期合同的意愿，使一部分原本处在外围的劳动者进入保障程度较高的就业。看起来偏向企业的政策，其影响最终也会落到岗位数量和劳动力重新配置的速度上。
广东和浙江两省长期是亲企业的地区，在2016年以前，无论是合规社保的费率、实际缴费基数下限都处于全国较低的水平。这种低成本的用工环境常被理解为劳动保护不足，但两省同时又长期是人口流入大省。劳动者是否受益，不能只看一个岗位上的法定保障，还要看企业创造多少岗位、劳动者进入就业的机会有多大。
为何会这样？宋弘、封进等人在2021年的论文，以浙江2012年降费为自然实验、以江苏企业为对照，发现企业雇佣人数增加约5.6%，制造业增加10.3%，200人以下的民营企业增加7.4%，企业参保率还提高约6个百分点。马双、孟宪芮、甘犁（2014）也有同样的发现，社保缴费率每提高1%，人均工资最低的五分之一企业雇用人数减少2.9%，工资最高的五分之一企业主要压低工资，雇用人数没有显著变化。
这说明用工成本的归宿并不相同：在低薪企业中，合规雇佣成本高的后果会表现为就业数量减少；在高薪企业中，则更可能通过工资调整消化。对弱势劳动者来说，较高制度成本有时并不是换来更多保障，而是失去进入正规就业的机会。
因此，改善零工等非正规就业者的劳动保障，不能只是把现有正式就业的整套制度直接向外围延伸，更需要缩小中国现有的二元劳动力结构。经济的韧性要求对岗位和身份的保护不能过高，对劳动者的底线保护则不能降。中国需要降低的，是正规就业过高的进入成本，以及体制内岗位与市场脱节的稳定：体制内的薪酬和编制应当随财政收入和绩效调整，承担一部分经济波动。经济韧性的成本不宜长期集中在两亿多灵活就业者身上，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和一般企业之间的职业风险差距缩小以后，整个劳动力市场的调整成本也会分布得更加均匀。
降低正式就业和体制内岗位的保护峰值，并不意味着降低劳动者总体的保障水平。中国目前更突出的问题是保护分布不均。一个制度即使给少数人提供很高的保障，只要大量劳动者进不了这个体系，实际覆盖水平仍然有限。减少不同身份之间的制度差距，可能使最高保护水平有所下降，但也可能让更多劳动者获得稳定、可兑现的基本保障。这才是中国劳动保障政策调整的应然方向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闫曼 man.yan@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