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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今年出版的新作《共融：寻回信仰之路》（Communion：Finding My Way Back to Faith）的开头，JD•万斯讲了一个故事，在事后看来，那是神迹第一次在他身上显明。
当时他参加完外婆的葬礼，从俄亥俄州开车返回北卡罗来纳的海军陆战队基地，几个月后就要出征伊拉克。十个小时的车程里他没开音乐、没打电话，一路在想正在戒毒的母亲会不会因为悲伤复吸，姐姐和她三个孩子又要如何撑下去。
当车开到弗吉尼亚境内的阿巴拉契亚山区，天下着小雨。他在过一个弯道时汽车失控，直直冲向护栏。他很可能撞穿护栏，翻下山去。然而车在快撞上护栏的地方完全停住了，而且停得很平稳。万斯说，连安全带都没有勒一下，有某种超出他理解和控制的东西让车停了下来，他至今无法解释。
不论你怎么看待JD•万斯，《共融》是一部诚挚的著作，就像他的前作《乡下人的悲歌》那样。这本书描写了大量有趣的细节，这些细节让你逐渐理解，万斯为什么会成为如今的样子。
有人批评万斯已经背叛了过去的自己，他在2016年曾抨击特朗普是美国保守派的噩梦，然而，在特朗普提名他为副总统后，他欣然接受，并且在此后成为了特朗普帐下最为得力的爱将。万斯的这部新作在很大程度上或许是为了回应这种质疑，他试图证明，他从没有丢掉自己的灵魂，至少在写作的片刻，你可以感受到他是真诚的。尽管本书同时明显也带有为政策辩护的意味，但它试图让你感性地理解，一些看似不合情理的政策的内在逻辑。
JD•万斯与此前的许多共和党人有一点不一样——他是一个真正的穷孩子，从潦倒甚至混乱的家庭氛围中长大，从同侪中脱颖而出，几乎是挤进精英圈，再被华盛顿拣选。这是一个真正的“美国梦”的故事。此前的几十年中，这种飞上高枝变凤凰的故事往往是民主党人在讲，而道貌岸然的共和党人含着金钥匙，稳坐钓鱼台。终于，失落的草根保守共和党人等来了他们的真命天子，万斯当仁不让地成为了MAGA二代旗手。
JD•万斯对自己的人设洞若观火。他明白共和党人为什么丢掉了美国大部分的心，丢掉了美国右翼的心，因为他们都太衣冠楚楚了，也就都太冠冕堂皇了，他们口中的那一套正义感、秩序与法律已经变成了一种特权的象征。要让保守主义的叙事变得动听，必须回到一种平等的叙事。而美国的阶级结构或者两党格局也在这几十年间发生了剧变，曾经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现在这一格局很大程度上颠倒过来，共和党开始代表那些失落的、被忽视的红州和锈带选民。
如果说他的那本前作《乡下人的悲歌》在用一种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这件事情，那么《共融》显然就是将美国的问题和保守主义的精髓重新引回到宗教维度上。万斯试图解释，为什么美国社会不可避免地必须用基督教作为自己精神的核心；为什么在他看来，美国社会的世俗主义和自由主义已经走向了一个完全扭曲的方向？
可以说，JD•万斯在这本书里面表现出的那种谦卑、诚恳，以及时而展现出的罪疚与忏悔，很大程度上在试图表白自己仍是一个并不完美，但试图克服自身罪性的基督徒。
万斯对自己在耶鲁法学院的经历耿耿于怀。在那个遍布聪明人的精英圈子里，基督教信仰被视为一种“古怪的迷信”，持有传统宗教观念的人往往与主流社交圈格格不入。“世俗主义或许不是跻身精英阶层的必要条件，但它无疑会让一切变得容易得多，”万斯写道。
然而JD•万斯在暗示所谓的精英阶级和世俗主义者，他们身上的狂热一点不比宗教信徒来得少，而不同在于基督徒们至少还有宽恕和罪的意识，也就是说，他们尚存一种向内省的能力，而世俗主义者们却只有彰显自己的欲望；并且所谓“政治正确”的话语禁锢，同样形成了一套不亚于宗教规制的道德律法：“从法学院的职业晋升通道，到2016年社交媒体暴民，精英群体施加的社会管控，远比我年少时在五旬节派、南方浸信会教会体会到的还要强烈。”
万斯引述G.K.切斯特顿说过的一句话：“当人不再相信神了，他们并不会什么都不信，而是会什么都信。”这意味着，“信仰”内在于人的精神结构之中。我不知道万斯是否读过罗马尼亚宗教哲学家伊利亚德的著作，后者认为，每个人本质上都是“宗教人”（Homo Religiosus），大意相近。
耶鲁法学院的精英们简直是被本书不断鞭尸的一群大反派，他们很能够代表这样一类人——身上有某种看似老练的精明，但实则也是一种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傲慢和盲视。汲汲于名利场，只会获得虚妄的名声，整个社会陷入恶性的优绩主义之中，让所有人都“卷起来”。这一点，美国右派逐渐能够与迈克尔•桑德尔教授这样的左派达成共识——个人主义导致声望的膨胀，而解决方法是回归某种社群主义。
比如万斯提到，美国社会已经陷入了某种反常的工作狂热，已经丰衣足食的富人们反倒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这简直像是某种“工作崇拜”，因为他们在别处匮缺的意义感，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安置点。“我心想，这帮人也有自己的宗教狂热，只不过他们给它换了个名字。”
而这种对于优胜的狂热，导致了生育意愿的减弱，因为人们将时间都投入到事业上，家庭生活的幸福完满不被视为一种成就。这正是万斯所理解的整个西方世界生育率下滑的核心原因——“专业阶层的文化，会变相惩罚选择生育孩子的人……年轻男女接收到这样的信号：生孩子是事业的负资产。各类经济模型，大多把孩子视作消费品——一件要付出巨大个人代价去‘购买’的东西，而非一份礼物、一份责任，更是维系社群延续的一份奉献。”
于是，整个现代社会体系本质上是“反生育”的，“我们主流的价值观念、职场规则、经济衡量指标，全都在推着人们远离为人父母的道路”，万斯写道，“它取代了古老的基督教对人的理解”，在后者的世界观中，“人不只是打拼事业、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体；我们同时是配偶、父母、邻里，是跨世代社群当中的一员。”
唯有信仰体系才能支撑这种世俗成功学中看不见的伦理维度，而推动万斯走向信仰的，很大程度上是他与妻子乌莎的相识。这也是为什么，万斯对于家庭的推崇并不只是一套抽象的保守主义说辞。在他的个人生命史中，婚姻与爱情恰恰意味着从一种破碎而动荡的生活，走向某种稳定而完整的秩序。
万斯在原生家庭上的问题——他酗酒和吸毒成瘾的母亲，以及外婆所处的混乱家庭环境，似乎带来了亲密关系的问题。他认为自己在遇到乌莎之前从来没有真正“陷入”一段亲密关系，即使是温柔美丽的前女友玛丽，也不曾扰乱他的心弦，他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像失恋的好友那样经历天崩地裂的痛苦。万斯似乎在情感上为自己套上了一层躯壳，包裹住自己创伤性的内核，然而乌莎如同春风化雨，渗进了他的内心。
万斯描述乌莎是“唯一一个让我感受到真正炽热激情的人”，因为她真正试着让万斯接纳一个真实而完整的、毫无掩饰的自己。他形容自己“甚至算不上一个合格的男朋友”：“我坎坷的童年让我容易心生怨怼，也让我极度不擅长处理矛盾。一点点小事，我就会反应过激，或是直接逃避——要么爆发，要么退缩，就算只是小小的冒犯……我的战斗或逃跑本能、我的坏脾气、我内心的不安全感，全都是过去创伤的遗留。当然，一部分创伤还会代代相传。我母亲遭受的创伤，源自我外公喝醉之后对她施加的暴力；而我的外公，成长于肯塔基煤田的赤贫环境，日子也过得一团糟。”
可以想象，乌莎扮演了JD•万斯斯脆弱心灵中那个稳定性的角色。他用了研究创伤的心理学家所讲的“韧性儿童”的概念，指那些尽管成长于充满创伤和混乱的家庭环境，却依然能够健康成长的孩子。这些儿童往往能够与某位成年人建立稳固的依恋关系，从而在动荡的生活中获得稳定感。万斯认为曾经是他的外婆在引领他度过生活的痛苦，而现在这个灵魂支柱的角色变成了乌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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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和朋友聊起“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现象，我戏谑地用了一个双关的谐音梗：我将这一切简要归因于“信压抑”——“不是‘性别’的‘性’，是‘信仰’的‘信’”。
保守的基督徒们的朴素宗教情感，被高学历、受教育的世俗主义精英们冒犯了。在老乡们看来，这些大学教育培养出的年轻人太过“聪明”，到了一种愚蠢的程度，他们追名逐利，借金融衍生品横征暴敛，乱搞男女关系然后又不负责任地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从任何角度上都不算是一个正直的人，但却占据了巨大的话语声量，垄断媒体，并且反过来倒打一耙，斥责俄亥俄和堪萨斯的老乡们愚昧反智。这一切更证明了《圣经》的深刻，正如《哥林多前书》说，“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也如《箴言》所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人们的“信仰”被压抑了，由此产生巨大的、但又没有出口的愤怒，他们受困于高等教育体系，不掌握学术和“科学”话语，所以在公共辩论中不可能获胜，于是他们无比渴望像查理•柯克和JD•万斯这样既熟谙精英圈规则和玩法，也对宗教和传统价值抱有同情的保守派。
不过，愤怒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如果说“信压抑”解释了MAGA运动的情感动力，那么另一个问题是：这些感到被抛弃、被轻视的人们，究竟希望重新找回什么？在万斯看来，答案恰恰是那些正在衰落的、能够将人们凝聚在一起的传统社会建制。
万斯谈到，教会与军队，是当下仅存的、能够真正跨越种族、阶级与出身鸿沟，把形形色色的人凝聚在一起的建制。书名“Communion”的意思是，信徒在主内的团结，如同四肢共同属于一个有机的身体。
“教会（军队是另一个）是能够把不同种族、不同习俗的人凝聚在一起的最好机构之一。然而，正当拜登时代的移民政策让外国出生人口比例飙升之际，教堂参与率却持续下滑，这让新移民的社会融入变得愈发艰难。”
在“When in Rome”一章，万斯借罗马教廷之行切入移民争议。万斯作为美国政府内地位最高的天主教徒，和梵蒂冈官员会谈移民问题。他认为梵蒂冈的表态常常流于空泛的道德口号，只强调善待移民的抽象人道主义，但回避现实政策权衡，没有就驱逐、入境管控等实际难题给出具体可行的指引。
他提出移民议题交织着两组义务：一方面是伦理上的，基督教要求对苦难异乡人施以慈善与怜悯；而另一方面，国家有守护本国社会团结的责任，二者存在现实取舍，不能只空谈其一：
“我诚然认同，应当对移民——即便是非法移民——抱持仁爱与宽厚；但同时也要承认，在资源有限的现实世界中，这份义务必然会和其他责任发生冲突。”
因此，对移民问题采取当机立断的举措，在他看来恰恰是负责任的做法，因为“一名基督徒政治家的职责之一，就是守护那套让仁爱与慷慨得以实现的社会凝聚力”，然而“规模过大的移民实际上会摧毁组建共同体所必需的社会凝聚力……基督徒若是一味支持大规模移民，便是在无意中助长一种有害的现实。”
在这一点上，他毫不遮掩自己对于民主党人那一套“文化多元主义”社会融合方案的不屑——因为美国社会并不是天然就成为“熔炉”的，它在历史上的社会整合是通过像星罗棋布的基督教会这样的基层社会建构才得以实现的，然而一旦教会不复过去的功能，多元化的族裔涌入这个国度，只会过着彼此互不往来的平行生活，并且被互联网和社媒的算法加剧原子化。
在万斯看来，“Communion”的本质，就是打破个体孤立、重建有机连带的集体生命。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假设本身就与基督教精神相悖反，例如，孟德维尔会认为，个人自利的追逐，能够自动汇聚成整体社会的公共福祉。然而万斯一再地用耶鲁精英们的例子现身说法：金钱只会让人们市侩而冷漠，让人和人之间只剩下交易关系，而彻底瓦解共同体的情感纽带和责任联结。显然，美国社会不能只靠金融和资本维系，这只会引向不可逆的精神荒芜和社会裂解，重建在地共同体刻不容缓。
基于此，也不难理解，JD•万斯对于现代经济学的整套解释范式以及现代性的科学化治理逻辑都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将本书第十一章直接命名为“沉闷的科学”（A dismal science）——以此直指经济学自诩中立、自诩万能的理性主义幻觉，这本身变成了哈耶克所谓的“致命的自负”。经济学要如何去衡量尊严、爱、归属、牺牲、代际责任这些真正支撑文明存续的东西呢？
在这个意义上，你或许可以同情地理解美国锈带那些挥舞着国旗的狂热民族主义者们，星条旗意味着旧日的秩序，即使它可能也是被记忆美化过的，但它至少扮演了一个想象性认同的功能。家庭正在解体，教堂正在凋敝，性别秩序瓦解，如果再失去了国家这条大船，这些人的精神该在哪里靠岸呢？
万斯在这里有一个潜在的指涉是，如果你只盯着美股市场那些好看的经济学账面数据，事实上挂一漏万，无法理解基层民情，全球化精英与庶民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这些满世界飞来飞去、看似很有国际视野的政商精英事实上被困在另一个无形的信息茧房中。
万斯写道：“开会、闲聊的时候，我喜欢抛出一个颠覆性问题：‘你更愿意和一个来自西弗吉尼亚的前煤矿工人共进晚餐，还是和来自巴黎、伦敦的管理咨询顾问？’这个思想实验的重点在于：身处专业阶层的人会意识到，美国大城市之间的相似性，远大于大城市和美国小镇之间的相似性；纽约的投资银行家和一个巴黎的战略顾问彼此的共同语言，比他们和米德尔顿一个家庭主妇更多。”
全球化把国界的壁垒打破了，但事实上把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放大了。美国小镇人民仍然停留在昔日，然而外面的世界已经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转眼，世界忽然多出了几十种性别，但华盛顿之中，却再也没有能够代表他们传统声音的政客了。美国精英与欧洲政客觥筹交错，华尔街的座上宾们带着扈从与订单东奔西走，他们似乎结成了一个排他性的利益同盟，老乡们会把这个圈子叫做“深层国家”也毫不奇怪了。
万斯尖锐地批评道：“如果商界领袖不了解自己雇佣的民众，政客不了解自己服务的民众，慈善家脱离他们声称要帮助的普通人，美国就无法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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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斯写道，“基督教信仰，不是我周日去一个小时教堂、家人生病的时候才拿出来的小隔间里的东西。它是我看待整个世界的透镜……把政治判断和道德割裂开来，就会让人性变得残缺。”
万斯在批判一种流行的二分法：一边是“私人信仰”，另一边是“公共政治”，二者互不侵扰。然而在他看来，这种分割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弊病——当基督徒主动把信仰锁进私人领域，放弃对经济、劳工、移民、家庭政策的道德审视，信仰会沦为无关公共事务的点缀，而自失其效力。
这就是万斯之所以解释他成为一名天主教徒而非新教徒的原因，天主教更关注社会训导，信仰既然给出一套完整的善恶标尺，理应对公共政策形成约束；而基督徒从政者也不能把道德束手搁置在办公室门外。
万斯的问题意识，与所谓的“西海岸施特劳斯学派”颇为相近，这帮学者同样认为，当代自由主义已经暴露出自身的内在困境，它试图将政治还原为一套中立的程序，将德性的问题逐出公共生活，解决方法是挖掘出已然失落的美国建国精神中的德性传统；另有以帕特里克•德尼恩为代表的后自由主义思想家会认为，现代自由主义对个人自主的无限推崇，必然侵蚀家庭、宗教与地方共同体等传统社会纽带。
但我想请教万斯的是，“基督教美国”如果正是万斯所选定的执政愿景，他愿意将之推向多远？
棘手之处在于，在多大程度上，宗教需要干预和介入人们的生活世界，其中界限如何拿捏？一旦处理失当，是否会伤及美国的另一大立国根基，也就是“政教分离”的原则？万斯对这一问题仍保持着清醒，他提道，“我们引以为豪的美国式宗教自由，也是一个基督教概念。”但既然他对自由主义的不满至此，而宗教又正在陷入被现代性瓦解的过程，他显然不可能无动于衷，但他又打算如何逆转这一进程？
事实上，的确可以听到基督教圈子内部关于美国“属灵复兴”的谈论愈发热闹，尽管基督徒们对于特朗普本人的态度和观感各异，但人们达成了一个共同判断，对于信仰的讨论正在重新开始成为美国社会的显学，即使是硅谷科技人士也概莫能外。
彼得•蒂尔甚至是引用神学话语最为积极的，他在许多人心中已然如同持有隐秘圣经真理的当代先知。万斯与蒂尔过从甚密，后者可说是万斯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贵人——在遇到特朗普之前。从蒂尔这里，万斯开始接触勒内•吉拉尔的理论，也正是从这位哲学家开始，万斯从智识上真正重新向基督教靠拢。
吉拉尔的理论有一些前设，在他看来，人类暴力的根源在于模仿的冲动——人的欲望是通过模仿他人的欲望形成的。当人们开始争夺同一个对象，模仿便逐渐演变为竞争，而竞争又催生冲突与暴力。
为了终结这种不断蔓延的暴力，人类共同体往往通过寻找一个替罪羊，将内部的矛盾与敌意集中投射到某个无辜的牺牲者身上，再通过集体性的驱逐或杀戮恢复秩序，形同一场祭祀。这便是吉拉尔所谓的“替罪羊机制”，这不正是JD•万斯在精英阶级之中看到的那种竞争性优绩主义的缩影吗？
在吉拉尔看来，基督教与其他异教神话迥然不同之处在于，它第一次从受害者而非迫害者的视角揭示了这一机制。在许多古代神话中，集体暴力往往被赋予神圣性，祭祀的被牺牲者罪有应得，其死亡是共同体恢复和平的必要代价。然而，福音书讲述的却是一个截然相反的故事：耶稣是无辜的，迫害他的人群才是被集体性的暴力与模仿所裹挟的一方。十字架使人们第一次能够从牺牲者的立场审视暴力，从而彻底揭露了“替罪羊机制”的暴力性，它因此具有一种趋向善的真理性。
不过，倘若将万斯的信仰历程完全归结于蒂尔、吉拉尔及这一整套保守主义思想资源，或许又忽略了另一条更加隐秘的线索。那些后来构成他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的观念，在他真正皈依天主教之前，便已经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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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万斯归信的原因并不单一，它不只是吉拉尔的理论、与乌莎的爱情、外婆的训导或者悬崖前刹停的神迹，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串联起来他的信仰之路，重新梳理万斯的信仰生涯，还可以发现他后来对世俗主义之“堕落”与宗教秩序之“完整”的那套问题意识，早在伊拉克就露出了端倪。书中对伊斯兰着墨不多，今天它已经是西方保守派新的眼中钉，但第2章里注意到一个容易被略过的场景：万斯对“宗教-世俗”这一对立的最初感知，并非来自美国的教会或大学，而是来自一个异教的国度。
伊斯兰在本书的叙事里出现过两次，方向却截然相反。第一次，它是万斯告别信仰的理由。在大学课堂上，他向教授解释自己为何成了无神论者，说在伊拉克见到了比任何基督徒都更笃信的穆斯林，而他们的信仰驱动着暴力，信仰得越深，越是危险。
第二次却是在一个安静得多的时刻。他被派去保护伊拉克的选举工作人员，在营地里与他们闲聊。这些人并不反对美国人带来的自由民主，甚至羡慕美国的财富与军力，他们有些人对萨达姆的倒台也暗自窃喜，然而他们抗拒的是美国人带来的文化。
“我不想我的孩子看MTV。”一位当地人这样对他说。他们害怕，一旦本国文化过于“美国化”，就会滑向消费至上和泛滥的情欲。他还转引了记者布兰登•麦金利记下的一幕：叙利亚乡间的一辆巴士上，一位戴尼卡布面纱的女人在读《古兰经》，一个男人摇晃着身体祷告，头顶的电视屏幕上，布兰妮正穿着内衣跳舞。
万斯说，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对美国文化，乃至对整个西方文化真正有说服力的批评。一个刚刚卸下宗教的美国士兵，从一群穆斯林口中听到的，恰恰是他二十年后要对自己国家说的话。消费主义、性化、注意力经济、一个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活的西方，后来在书中被他一一指认为世俗主义结出的“坏果子”，最早却是由异教徒说出来的。那一刻他没有听进去，转身读了C.S.路易斯，又读了安•兰德。
换句话说，伊斯兰在这本书里扮演了一面镜子，它既是“宗教狂热”的样本，让他得以理直气壮地成为无神论者；又是一个尚未被世俗化掏空的共同体，让他第一次从外部看见了西方的空洞。他后来回归基督教，某种意义上是对这面镜子迟到的回应。
我在之前的一篇介绍万斯《乡下人的悲歌》的文章中写过:“1996年，比尔•克林顿曾经说过，‘笨蛋！问题是经济’。但如今这句话恐怕要换一换，改成‘笨蛋！问题是文化。’”
万斯的故事揭示了美国社会的一个新的现实，如果你还在用过去那套经济学的计量指标来思考问题，那么就必然会误判形势；MAGA老乡们并不在意GDP增速，宏观经济的账面数字就像那个陈年老梗——“我和马云人均500亿”一样毫无意义；每个人只能从自己的体感出发去丈量世界，就像万斯所有的写作，都在试图用亲身经历来解释美国究竟患上了什么疑难杂症——人们感觉浑身不适，但体检报告似乎一切指标正常。
尽管中期选举中，民主党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只要美国社会“信压抑”的问题仍在，MAGA的动力和潜流就会永远存在。万斯在共和党的大败之后，推出了被外界视作与特朗普路线决裂的“新右翼”纲领，在其中，他将败选的原因归咎于草率发动并陷入泥潭的伊朗战争，这打破了MAGA运动对于“孤立主义”的承诺。
事实上，万斯对于战争与美国国际角色的反思，并不是在共和党遭遇挫败之后才突然出现的。它同样可以追溯到他在伊拉克的亲身经历，以及后来逐渐形成的基督教政治观念。
在本书中，万斯也提出了他的对外政策框架，他把“辅助原则”（subsidiarity）嵌入对外政策的思考之中。其核心是，问题应当尽可能交由最贴近它的共同体去处理，国家共同体的首要天职，是照料本国领土之上的家庭与社群，美国没有义务充当全世界的救火队员，那些远方土地上的纷争，理当优先由当地人民承担命运的重量。
与此同时，万斯也认同，基督徒的国家不可以彻底冷漠旁观人类的苦难。这区分了万斯与老式孤立主义者的根本差异。老式孤立主义会简单认为，一切海外介入都注定是陷阱。但万斯在书中提出，判断是否介入外部冲突，不能只计算金钱与伤亡，还要拷问动机：介入究竟是精英阶层幻想改造异域文明的狂妄乌托邦工程，还是出于基督徒对邻人之责的有限、审慎援助。
像他所亲历的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再把美军投入在异国他乡搞“民主实验”，显然属于前者：受世俗全球自由主义蛊惑，华盛顿精英幻想可以武力输出一套制度，强行重塑异国社会，完全无视不同文明的历史与文化根基，最终耗尽国力，反过来加剧美国本土的精神解体。
《共融》的最后两章，是全书最为动人的部分。万斯坦言，他其实从来没有真正恐惧过死亡，即便是在背离信仰的年月里。然而，在一次与乌莎的英国旅行中，面对威尔士乡间一座逐渐荒废的古老教堂，以及教堂外那些早已无人祭扫、连姓名都难以辨认的墓碑，他第一次感受到一种深切的恐惧。他所害怕的并非自己的死亡，而是文明的死亡：那些先人建造的教堂、写下的文字、讲述的故事，以及维系不同世代的共同记忆，终有一天会随着人们的遗忘而消失。
在万斯看来，基督教所许诺的永恒，是一种超越生死的共融，使活着的人与逝去的祖先、尚未降生的后代彼此相连，这赋予人类在世的意义感，因为他们在建设的是超越生命尺度的功业。他想起使徒彼得在罗马殉道时，或许根本无法想象自己所播下的信仰种子，将在数百年后成为那个曾经迫害他的帝国的宗教。罗马帝国早已覆灭，彼得的教会却延续至今。人所付出的努力未必能在有生之年结出果实，而信仰会告诉你，那些未曾看见的果实终将到来。
尾声中，万斯讲述了父亲因癌症去世，以及挚友查理•柯克遇刺的经历。父亲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坚信上帝会治愈自己；万斯也曾与妻子一同祈求上帝拯救柯克。然而，两次祷告都没有得到他们所期待的回应。在柯克的葬礼之后，原本不愿再生育的乌莎怀上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一个生命离去，另一个生命降生。
《共融》总体上传递出了一种希望与绝望交织的感受，它与《乡下人的悲歌》一样在做出某种温和的诊断，但气质上比前作要更加昂扬。联系万斯写作这本书时的身份，他已然剑指2028的白宫，和写作前作时的在野状态判然两别，这部书显然野心勃勃，他试图用自己的信仰历程为美国的新右翼勾勒一个完整的思想与政治图景。本书的写作中不乏悲怆之感，但对万斯而言真正重要的是，由这种悲怆所召唤出的重振文明的呼声。在这个意义上说，“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被万斯注入了哲学和神学的内涵。
万斯将自己化身成乡下人与常春藤、阿巴拉契亚与华盛顿之间的枢纽，你固然可以将《共融》视作一份献给福音派基本盘的“信仰自白”，或者一部檄文性质的批判旧建制派的畅销书，但它同时也可以被视为万斯草拟的一份纲领性文件，或者一部未来“新右翼”政治研究中不可绕开的文本。而它真正的结局，将由两年后的美国人民来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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