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start":8.37,"text":"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是当今在经济、技术和政治三者联系上最具影响力的分析家。2024年，他凭借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开创性的工作，与他的两位合作者——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詹姆斯•A•鲁宾逊(James A Robinson)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start":29.68,"text":"阿西莫格鲁的最新著作来得正是时候，且发人深省。它也吹响了重要的战斗号角。有很好的理由号召人们起来战斗，那就是：来之不易的宝贵自由如今正处于危险之中。《自由民主制度怎么了？》(What Happened to Liberal Democracy?)也不是在单纯阐述一种主张。它写的是事实。"}],[{"start":50.06,"text":"最重要的是，这本书探讨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是自由主义？它宝贵在哪里？它为何存在内在矛盾？是什么让它面临危险？首要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拯救它？"}],[{"start":63.49,"text":"他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始于一个根本的点。与许多自由市场自由主义者不同，他坚持认为“民主……既不与自由主义思想相冲突，也不是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附加品，而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毕竟，如果思想和言论自由不能产生任何政治影响，它们又有什么价值？他坚持认为，自由不仅与市场有关，也至少在同等程度上与民主政治有关。"}],[{"start":90.86,"text":"为了阐明自己的立场，阿西莫格鲁区分了自由主义的“三个角落”。"}],[{"start":96.25,"text":"在第一个角落里的是自由的“进步派”倡导者，突出代表是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及其极权主义的“普遍意志”(general will)概念。阿西莫格鲁认为，卢梭是我们当代那些“社会工程师”的思想祖师爷，特别是那些试图将“正确”的文化规范强加给社会的社会工程师。在第二个角落的是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其距今最近的最具影响力的倡导者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这一传统将自由定义为“不受干涉”，主要指不受国家干涉。"}],[{"start":128.42000000000002,"text":"阿西莫格鲁认为自己属于第三个角落，也就是欧洲人通常说的“社会民主主义”，而美国人大多称之为“自由主义”。这里的核心理念是“不受支配”：如果人们不能享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安全，以及免受占主导地位的（通常是掠夺性的）私人主体的侵害，他们就不可能真的自由。这将进而限制他们产生新思想和尝试新事物的能力，而这二者正是进步的引擎。"}],[{"start":156.42000000000002,"text":"为了阐明自己支持的这种自由为何如此宝贵，阿西莫格鲁提出了四个前提，以及建立在这些前提之上的四根支柱。"}],[{"start":164.93,"text":"他关于自由主义的第一个前提是接纳人会犯错：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可能是错的”并基于这一信念采取行动。这是学习的基础。第二个前提是，我们的学习植根于社群。第三个前提是，如果我们允许公开辩论和实验，就会出现他所说的知识一点点改善的“温和”趋势。他的最后一个前提是，集体知识使人类社会得以运转。"}],[{"start":190.71,"text":"因此，他的第一根支柱就是实验的必要性。第二根支柱是两个相互关联的理念：“不受支配”和“自我治理”。第三根支柱是经济增长。增长并非一切，但如果能够管理好增长带来的环境和社会成本，并让增长的收益惠及大众，它就是社会进步的基础。最后一根支柱是“温和的社群主义”，他指的是平衡个人与他们所在社群的权利。"}],[{"start":218.74,"text":"在这些支柱之上，阿西莫格鲁提出了他的宏大理念：“劳动阶级自由主义”。他指出，这一概念建立在实验以及结社和言论自由的基础之上，对过度的权力保持怀疑，利用财富再分配，允许弱势群体更充分地参与，重视经济增长，尝试为每个人提供优质的工作岗位，重视社群、信任以及有用知识的共享。"}],[{"start":242.98000000000002,"text":"自由主义，尤其是二战后的那种自由主义，曾是一场巨大的胜利。它鼓励了科学发展，带来了知识的空前扩张，支持了民主自治，创造了成功的公共服务，促进了社会和政治解放，并见证了繁荣程度前所未有的提升。"}],[{"start":260.23,"text":"然而可叹的是，阿西莫格鲁所描绘的这套自由主义目前的状况极不乐观。"}],[{"start":266.20000000000005,"text":"它最近遇到的一些困难源于其内在的矛盾。阿西莫格鲁将其总结为“3个I”：包容(inclusion)、无知(ignorance)和不宽容(intolerance)。"}],[{"start":274.59000000000003,"text":"“包容”关乎是吸纳以前被排斥的群体，如失权(disenfranchised)的穷人、妇女、少数族裔和移民，同时让长期以来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接受其相对地位的这种变化。“无知”关乎应对人们普遍持有的错误、或者（更糟的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的信念。“不宽容”关乎的问题最有挑战性：自由主义者能够（而且应该）容忍何种程度的不宽容？"}],[{"start":299.91,"text":"然而，当前困扰自由民主的重大问题，与其说是根源于这些长期以来的矛盾，不如说是根源于经济命运的巨大相对变化。"}],[{"start":309.81,"text":"阿西莫格鲁所谓的“工业契约”——即大规模工业化、经济增长、工会以及不断攀升的高工资——曾是高收入国家政治体系的基石。但后来出现了去工业化、工会受到打击，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工资相对下降。与此同时，大学大规模扩招，出现了庞大的高校毕业生群体，他们拥有与传统劳动阶级不同的价值观，同时也怀揣着在当下经济状况下无法实现的抱负。"}],[{"start":338.96,"text":"但变化并不止这些。同样重要的是，左翼的新兴文化和身份政治与右翼日益兴起的文化和身份政治发生了冲突。这些分歧打破了自由派毕业生与社会观念更为保守的劳动阶级之间原有的联盟，而前者的数量大幅扩张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start":358.34999999999997,"text":"阿西莫格鲁认为，使这一切变得更糟的是科技行业的崛起（尤其是在美国），该行业带有精英主义和反民主的社会与政治态度。但他指出，科技行业的文化并不如其算法重要，尤其是不如这些算法对社交媒体上信息和观点传播的影响重要。此外，我们现在还要面对人工智能(AI)蓬勃发展且似乎难以遏制的冲击。"}],[{"start":383.05999999999995,"text":"这本书的重头戏是对这些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变化的讨论。它不仅解释了为什么传统的政党政治忠诚度正在瓦解，也解释了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的崛起。"}],[{"start":396.4599999999999,"text":"这一切看起来都很不乐观。那么，阿西莫格鲁认为需要在他的“劳动阶级自由主义”框架内做些什么呢？他推荐了五套行动方案。"}],[{"start":406.7799999999999,"text":"首先，应该“重新认识社群作为自治、实验和信息共享纽带的价值”。这将包括更多地依赖“公民大会”(citizens’ assembly)。其次，应该回归自由主义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创始理念，包括对压迫性不平等的限制。第三，我们应该塑造“一种能够突出各种不同社群之间共同点的团结性叙事”。第四，我们应该制定“一项议程，即通过建立能够为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创造大量优质岗位的更好的制度和技术，来重新创造共同繁荣”。最后，必须“承诺提供广泛可用的、有效的公共服务”。"}],[{"start":446.4199999999999,"text":"我很想相信这种重新创造20世纪中期政治的做法是可行的。但很可惜，我不相信。"}],[{"start":453.6699999999999,"text":"一大困难在于，他所赞美的“社群”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把人们团结起来的同时，也同样制造分裂。在当今“多元文化”和意识形态严重割裂的西方社会里，对社群的忠诚往往会导致不同社群之间的严重分裂。"}],[{"start":471.0599999999999,"text":"另一个困难是科技寡头的力量显然已经难以控制，至少在西方世界是如此。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控制他们使用的算法或开发的技术，无论这些这些算法或技术可能有多么危险。"}],[{"start":485.20999999999987,"text":"更进一步而言，还有一种可能是，阿西莫格鲁对我们共同按自身意愿塑造技术的能力过于乐观了。相反，技术将像往常一样，以其创造者认为最赚钱的方式去发展。"}],[{"start":498.60999999999984,"text":"最令人担忧的可能性是，阿西莫格鲁的那种自由民主模式已经没机会了。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的社会要么在他所说的“规范的牢笼”(cage of norms)下运作，要么在压迫性的等级制度下运作，后者同时还伴随着极端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不平等。"}],[{"start":516.7699999999999,"text":"工业化改变了这一局面，因为它动员并组织了劳动阶级。而现在，随着工业化的衰退，我们正面临倒退回独裁统治的危险，或者像中国那样，试图在不打开专制牢笼的情况下拥抱技术。"}],[{"start":532.0699999999998,"text":"这本重要著作未能回答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即使恢复20世纪中期的自由主义确实是理想的情况，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政治力量如何能重新崛起？"}],[{"start":543.1399999999999,"text":"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最重要的观点是，技术是基础，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是上层建筑。他最大的失败，在于未能预见到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实际上会将政治权力扩展到“资产阶级”之外。"}],[{"start":559.2799999999999,"text":"然而现在，在去工业化和人工智能的时代，正如阿西莫格鲁的书所解释的那样，我们似乎正在走向那个时代的终点。如果一个技术和经济时代本身正在消亡，恢复它的政治真的可能吗？"}],[{"start":573.6699999999998,"text":"《自由民主制度怎么了？重新创造共同繁荣的政治》(What Happened to Liberal Democracy? Remaking a Politics of Shared Prosperity) ，达龙•阿西莫格鲁著，Profile出版社25英镑，企鹅出版社(Penguin) 32美元，416页"}],[{"start":584.9499999999998,"text":"译者/河狸"}]],"url":"https://audio.ftcn.net.cn/album/a_1786697615_4235.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