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上午，尼泊尔境内蓝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冰岩崩高位坠落后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河谷高速运动约22公里，最终冲击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约0.7平方公里区域受灾，27处建筑及附属设施被毁，道路、通信和电力中断。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研究员苏鹏程在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布会上给出明确判断，这次灾害由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的冰川失稳引发。
一周后的9月2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发布《限制过冲：应对1.5°C升温突破及重返路径》。报告开始把“过冲”（overshoot）作为现实政策条件来讨论。这里的过冲，是全球多年平均升温越过《巴黎协定》1.5°C目标后继续上升，在达到峰值后再逐步回落。UNEP判断，未来几年越过1.5°C已经很可能发生，即使现有国家承诺和额外净零目标全部兑现，最佳情景的峰值仍约为1.8°C。全球气候治理面对的任务随之增加。各国仍要继续减排，还要尽量压低峰值、缩短过冲时间，并承担已经增加的适应和灾害成本。
就在气候风险越来越快地进入现实经济活动时，美国开始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2026年1月7日，美国政府要求启动退出程序，2月27日向联合国秘书长正式提交通知。按照UNFCCC第25条，退出将在2027年2月27日生效。美国已经于2026年1月27日退出《巴黎协定》。这次退出继续向上触及支撑《巴黎协定》和全球气候谈判的基础公约。
UNFCCC于1992年通过、1994年生效，《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都建立在这一框架之上。公约没有全球执法机关，也没有一套能够对未完成减排目标的主权国家直接施加罚款的制度。《巴黎协定》履约委员会采取非对抗、非惩罚方式，UNFCCC第25条还允许成员依法退出。美国的选择把一个长期存在的制度问题推到台前：UNFCCC缺少强制执行能力，它究竟通过什么改变国家行为，这套作用在美国离场和1.5°C过冲同时出现之后还能维持多大范围？
美国退出首先检验UNFCCC的规则覆盖
美国退出让UNFCCC第一次失去了一个缔约方。UNFCCC长期拥有接近普遍的成员覆盖，主要经济体都在同一套公约框架内参加谈判和报告。联合国条约保存记录目前显示，美国是唯一已经正式通知退出UNFCCC的缔约方。 2027年2月27日退出生效后，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将不再承担框架公约下的参与、报告和分摊义务。
美国的退出对UNFCCC的预算影响是直接的。UNFCCC核心预算由缔约方按商定比例缴纳。秘书处为2026—2027年预算编制的分摊测算中，美国份额为21.447%，中国为19.501%，美国是最大的单一分摊方。 两年期核心预算后来确定为8150万欧元。 尽管其他政府和非国家资金可以补充部分缺口，但是UNFCCC的长期运行仍需要重新安排可预测的资金来源。
美国退出更重要的检验来自规则使用范围。成员资格决定美国是否继续承担UNFCCC下的国际义务，却不能决定其他经济体是否继续使用UNFCCC形成的温控目标、排放核算和透明度规则。只要欧盟、中国、印度、巴西等主要经济体继续在这套共同框架下报告排放和更新目标，银行、投资者和贸易规则继续引用这些数据，UNFCCC的影响仍将超过成员资格本身。
反过来看，规则分化会直接增加经济成本。世界贸易组织（WTO）环境委员会今年讨论碳标准时，多国已经对碳标准快速增加、相互碎片化以及企业合规成本上升表示担忧。中国提出继续推进碳标准信息梳理和技术讨论。 这说明美国退出后的核心问题已经不只是谁留在谈判桌上，还包括各国是否继续维护可以相互识别的排放口径。共同口径减少重复核算，也为跨境贸易和气候融资留下协调空间。
共同规则怎样进入国内政策和市场
UNFCCC推动减排的第一步，是把国家气候政策变成可以公开比较的承诺。《巴黎协定》要求缔约方准备、提交并维持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NDC）。NDC由各国根据自身国情确定，每五年更新一次，后一轮应当体现更高进展。 一个政府可以自行决定减排目标的具体强度，目标提交以后就进入国际登记、国内讨论和下一轮比较。
第二步是形成共同的排放账本。增强透明度框架（Enhanced Transparency Framework，ETF）要求缔约方定期提交双年透明度报告，披露温室气体清单、NDC实施进展和相关政策，并接受技术专家审评。 截至2026年7月，149个缔约方已提交新一轮NDC，105个缔约方完成包括双年透明度报告在内的强制报告要求。 各国使用相近方法记录排放以后，承诺与实际进展才能被放到同一张表上。
第三步是把比较结果重新送回政策制定。全球盘点（Global Stocktake，GST）每五年汇总一次全球进展，用来判断现有行动离《巴黎协定》长期目标还有多远，结果再反馈到下一轮NDC。 这套机制没有替各国建设电站、改造工厂或调整交通系统。它持续提供目标、数据和校准周期，让政府能够看到已经承诺多少、实际完成多少、下一轮还需要增加多少。
真正决定排放变化的环节发生在国内。NDC需要进入能源规划、工业政策、财政预算和基础设施项目，排放才会发生实际变化。UNFCCC在2026年的工作重点已经明显向这一环节推进。秘书处第二季度更新显示，相关支持正在集中到把NDC和国家适应计划转化为“可投资项目”，讨论工业脱碳融资、国家层面的气候融资安排和项目实施能力。 国际规则只有进入项目和资金，才能改变真实的能源和资本存量。
这个传导过程也解释了UNFCCC为什么仍然会影响企业。政府根据NDC调整能源和产业政策，金融机构根据减排路径判断资产风险，贸易伙伴再把产品排放写入市场准入规则。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已经把部分进口产品的隐含排放与证书成本直接连接起来。2026年第二季度CBAM证书价格为每吨二氧化碳75.28欧元。 企业最终承担的是国内法律和区域市场规则产生的成本，但这些规则所使用的温控目标和排放语言与全球气候制度高度关联。
1.5°C过冲改变了全球治理需要解决的问题
UNEP《2025年排放差距报告》显示，目标、政策和温控结果之间仍有清晰差额。假设各国完整实施已经提交的NDC，本世纪全球升温仍约为2.3°C至2.5°C。按照已经落地的现行政策计算，升温可能达到2.8°C。 2.8°C与2.3°C至2.5°C之间的差额，反映部分承诺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国内政策支撑。2.3°C至2.5°C与1.5°C之间仍有距离，说明现有承诺即使全部兑现，减排强度也需要继续提高。
排放量的比较进一步说明各国落实政策的速度仍旧不足。根据UNEP测算，要与1.5°C路径对齐，2035年全球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需要比2019年下降约55%。按照现有国家承诺完整实施，2035年排放降幅约为12%至15%。 虽然NDC每五年更新一次，但是对于发电设施、工业设备和城市基础设施来说，这些基础设施往往运行二十年甚至更久。一个高排放项目一旦建成，就会把未来多年的排放和改造成本一起锁定。
9月2日发布的《限制过冲》把时间因素进一步推到前台。多年代际平均升温越过1.5°C以后，峰值越高、持续时间越长，人类和生态系统承受的风险越大，未来依赖二氧化碳移除把气温拉回来的规模也越高。 这意味着2035年或者2050年的终点目标还需要与近期排放路径一起判断。假设两个国家最终都达到净零，其中一个更早压低排放，它经历的峰值和累积风险会更低。
过冲还改变了国际谈判需要分配的成本。继续减排决定峰值能够压到多低，适应投入决定社会能够承受多少已经发生的影响，损失与损害机制处理超出适应能力的后果，未来碳移除则关系到温度能否逐步回落。这些支出发生在不同国家、不同时间，也对应不同责任。值得关注的是，全球气候合作今后也会越来越多地面对一个现实问题：未能及时减排产生的成本由谁融资，资金能否在灾害发生前进入最脆弱的地区。
这也改变了衡量UNFCCC成效的尺度。过去最容易观察的是各国是否提交目标。进入过冲阶段以后，更有意义的指标包括近期排放是否下降、投资是否与NDC一致、适应资金是否到位，以及碳移除是否建立可信的核算和长期责任。提交承诺仍是起点，执行速度开始直接决定未来损失。
2.8°C应当怎样进入中国的经济判断
当前我们处于全球平均升温2.8°C的路径下。《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显示，1961年至2025年，中国年平均气温每10年升高0.31°C，高于同期全球平均速率，北方快于南方，西部快于东部。同期全国累计暴雨站日数每10年增加4.5%，极端高温事件自21世纪初以来明显增多。 全球平均温度继续上升时，中国是在已经升高的气候基线上面对下一轮高温、强降水和冰冻圈变化。
2025年的观测已经给出这种变化的现实参照。全国平均气温较1991—2020年常年值偏高约1.0°C，位列1901年以来最暖的两个年份之一。华东和华中平均气温达到1961年以来最高值，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刷新1873年以来年平均气温纪录，华北雨季的雨量和持续时间也创下历史极值。 对寿命跨越数十年的基础设施和工业资产来说，过去气象记录正在变得不足以覆盖完整运行期。
2026年的异常天气又把气候风险变成了现实财政支出。财政部7月22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当年中国天气异常性和极端性突出，全国已出现18次大范围强降雨和25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入汛以来，中央财政快速核拨11.9亿元救灾资金，并通过农业、水利、交通等渠道安排145亿元相关预算。 应急管理部统计显示，7月单月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71.5亿元。 这些损失包含多类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已经通过抢险、基础设施修复、农业恢复和人员安置进入公共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