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start":6.18,"text":"欧洲还是文明的明灯吗？"}],[{"start":8.75,"text":"不可否认，作为西方文明的渊薮，欧洲迄今依旧代表不菲的水平，被批判的前提是欧洲值得关注。但欧洲文明的明灯，显然面临衰落的巨大风险，即使欧洲领导层给出的答案也不令人乐观。"}],[{"start":24.47,"text":"2026年6月，前欧洲央行行长、前意大利总理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没有留余地：《要么抗争，要么消亡》（《Competere o sparire》）。在他看来，摆在欧洲面前就是两条路：要么在残酷的全球竞争中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抗争，要么在缓慢的痛苦中消亡。"}],[{"start":43.44,"text":"这不仅是一份关于欧洲经济的诊断书，更是一份对欧洲的警示：当一个文明习惯于用福利和旧秩序来安于现状，并在层层审批和规则保护中丧失风险偏好时，它在世界经济前沿的退场，或许正在成为趋势。欧洲还是价值观的高地以及自由派的乐园吗？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撕裂中，欧洲问题的答案，或许在历史之中。"}],[{"text":"*"}],[{"start":69.1,"text":"欧洲怎么了，或者欧洲是否在生死存亡之秋，这堪称德拉吉之问，也可以称之为德拉吉问题。"}],[{"start":76.50999999999999,"text":"我的同事、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为德拉吉新书作序，称德拉吉是”欧洲人最该倾听的人”。这个定位不低，德拉吉不是外部批评者。他是欧洲体制内的核心人物——执掌过欧洲央行，在欧债危机最危险的时刻说出”whatever it takes”（不惜一切代价）的那个人。"}],[{"start":99.99,"text":"显然，他的诊断比任何外来批评都更有分量。这本书原型，可以追溯到2024年9月他受欧盟委员会委托撰写的《欧洲竞争力的未来》报告，全文400多页，围绕能源、AI、半导体等十个领域提出多项建议，直言欧洲面临”生存性挑战”：欧洲正面临持续的结构性增长放缓，这主要是由于与美国的生产率差距不断拉大，同时中国在先进制造和技术领域正迅速迎头赶上。"}],[{"start":129,"text":"在书中，德拉吉对欧洲衰退现状的研判更为犀利，从纯粹的技术分析变成了带有强烈危机感的政治呼喊，列举了欧洲诸多短板。首先是科技掉队，欧洲在人工智能赛道步伐明显跟不上，甚至有面临沦为“工业博物馆”的风险。全球50家顶尖科技公司中欧洲仅占4席；过去50年，欧洲没有白手起家、市值超1000亿欧元的公司，而美国有6家。这些数据和判断，验证外界对欧洲“创新匮乏”的观察。近年来欧美差距继续扩大。对于德拉吉的警告，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ECIPE）于2026年3月的报告也佐证欧洲的滞后：在2024年生成式AI这一决定未来生产力的关键赛道上，美国私营部门投资达290亿美元，而欧盟全境仅为15亿美元，中国为20亿美元。"}],[{"start":184.38,"text":"再比如工业萎缩，制造业份额下滑，储蓄外流，产业空心化风险加剧。其报告强调，欧美工业研发（如汽车、机械）的GDP占比差距不大，但致命的差距在于服务业与数字科技研发。美国企业在软件、数字服务等无形资产研发上的投入占比呈爆发式增长，而欧洲长期滞后。"}],[{"start":208.65,"text":"从直观的GDP看，其2024年报告就强调欧美GDP差距从2002年的15%扩大至2023年的30%，这主要源自生产率差距。媒体援引IMF口径，从1980年到2025年，欧盟27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不断下降，从接近三分之一降低到七分之一左右。"}],[{"start":231.42000000000002,"text":"最后不可不谈安全，即欧洲战略自主受到严重侵蚀。德拉吉甚至直言，一个无力捍卫自身利益的欧洲，也无法长久守护它的价值理念。和多数政客一样，德拉吉不仅指出问题，而且给出不少人期待的药方：弥补尖端创新短板，打造兼顾增长的脱碳路径，加强经济安全减少对外依赖。"}],[{"text":"*"}],[{"start":255.43,"text":"问题在于，这个欧洲病人的药方，黑纸白字，这显然是一份昂贵的药方。"}],[{"start":261.48,"text":"要实现这些，每年需耗资7500亿至8000亿欧元，那么钱从哪里来？对此，和很多人主张加大支出的政治人物一样，他指出“债务优劣理论”——用于战略性投资、能提高生产力的债务是”优质债务”，用于日常消费的则是”劣质债务”。一句话而言，他主张欧洲共同举债，发行“优质债务”来做战略性投资。潜台词，如果这样做，加大债务甚至税收显然难以避免，其政治阻力可想而知。"}],[{"start":293.83000000000004,"text":"从智库欧洲政策创新委员会跟踪报告显示，在2026年7月之前，德拉吉报告提出的383项建议中，只有15.7%已得到全面落实。此前，德拉吉本人沮丧批判欧洲将缓慢执行包装成”对法治的尊重”，实为惰性借口。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虽然认同其报告，但也承认欧盟在推进竞争力议程方面缺乏紧迫感。"}],[{"start":321.78000000000003,"text":"症结在于，欧盟本身就是多头而繁冗的官僚机构，而其效率必然陷入官僚主义黑洞。《经济学人》年初即撰文指出直言欧盟”太慢了”，尤其涉及金钱：欧盟预算每七年制定一次，而光是达成一致就要花掉三年半；普通法律从初稿到通过接近两年，转化为各国的国内法往往又要花两年，反垄断之类案件需要43个月才能获得初审裁决。"}],[{"start":348.44000000000005,"text":"在地缘政治以周甚至天变化的时代，这是致命的，对比美国总统的言出法随与中国五年规划，欧洲依靠欧盟治国，似乎面临政治上的不自信。根据FT的报告，德拉吉呼吁欧盟必须转型为一个“联邦”，建议欧盟成员国在国防、产业政策和外交关系等领域迅速加深一体化，以免被中国和美国“各个击破”。"}],[{"start":371.86000000000007,"text":"某种意义上，德拉吉的药方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它诊断了症状，开了药，但可能没有触及病理。"}],[{"start":379.50000000000006,"text":"德拉吉说要创新、要投资、要安全自主，道理都对。他或许希望改革拖动力来自于欧盟，但是欧洲很大问题就是来自欧盟。针对德拉吉等人呼吁，据悉欧盟还首次设立了”执行与简化委员”这个专职职位，这几乎是一个绝妙的讽刺：设立一个新官僚职位来解决官僚主义问题，本身就是欧洲病的完美隐喻。"}],[{"start":403.61000000000007,"text":"更重要的是，欧洲没法回避一个问题，欧洲为什么和美国的竞争力，差距为什么越来越大。经济学家怎么说，对此也有不少论战。"}],[{"start":414.55000000000007,"text":"比较有代表性的言论，来自2023年《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Joseph C. Sternberg的一篇文章《当欧洲人意识到自己有多穷会发生什么？》。文章指出欧美在2008金融危机之后的分化，欧元区经济总量仅增长6%，而同期美国经济累计增长82%，欧盟国家的人均GDP平均水平，已落后于除爱达荷、密西西比外的美国任何一个州。"}],[{"text":"*"}],[{"start":440.6600000000001,"text":"欧洲是否衰落，引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加入这一话题。"}],[{"start":446.99000000000007,"text":"他从德拉吉的欧盟竞争力报告谈起，撰文反驳欧洲衰落论。其核心论点在于基于按当期购买力平价比较，几十年来欧洲与美国的生活水平差距稳定在约25%，并没有持续扩大。与此同时，他认为技术进步的果实通过商品降价向全世界扩散，欧洲人虽不拥有科技巨头但同样受益。他认为外界常常用美国单一的GDP增幅去苛责欧洲，这忽视了欧洲人其实用一部分生产率换取了更好的生活质量。"}],[{"start":480.12000000000006,"text":"这个观点很欧洲，却不那么经济学，其言论遭遇其他经济学家加反驳。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路易斯•加里卡诺（Luis Garicano）指出，用恒定购买力平价消除通胀后看长期增速，结论截然相反：美欧生产率差距在过去35年持续扩大。换而言之，强调生活质量，其实是掩盖了结构性的危机。"}],[{"start":502.9700000000001,"text":"经济学家的笔战看起来复杂，其实很直白，你到底用什么尺子去衡量经济以及社会。当期PPP像是拿今天的物价去比两国超市的菜价，恒定PPP像是固定一个基准年的物价看谁涨得快——两个都对，但量的是不同的事，吵到天亮也吵不出结果。"}],[{"start":523.0300000000001,"text":"克鲁格曼用当期PPP证明”欧洲生活水平没掉队”，看的是当下与存量；而阿吉翁用恒定PPP证明”生产率在拉开差距”，看的是趋势与增量。PPP吵得越热闹，看起来离专业更近，但离真相越远。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福利来源来自于哪里。"}],[{"start":545.0500000000001,"text":"关于欧洲模式的争辩，本质上是一组现实权衡：安全、福利与闲暇之间，社会资源该往哪里倾斜。看2025年的数据，欧盟27国防务开支GDP的2.2%，这已经是俄乌冲突后大幅抬升的结果，此前几年均没有超过2%，但对比财政大盘，社会保护支出依旧高达GDP的19.4%，民生相关投入体量远远压过防务。反观美国，军费占GDP约3.0‑3.2%，政府口径的社会福利支出却只有13%上下。再对照工时，欧洲人一年比美国人少工作两百多个小时，多出的时间化为假期与休闲。"}],[{"start":587.3600000000001,"text":"也正因此，有观点认为欧洲在享受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伞之余，把更多资源留给了本国国民的福利与闲暇。如克鲁格曼等自由派，显然并不认同“搭便车”的简单叙事，他们会认为这是欧洲民众投票选择的社会结果，未必就是制度缺陷。"}],[{"start":606.6400000000001,"text":"有意思的是，这场争论没有非黑即白的答案，很大程度取决于你选取哪一套统计口径。拿不变价看生产率，和美欧当期购买力平价看生活水准，会推导出两套完全不一样的故事，也难怪就连IMF前首席经济学家布朗夏尔，看完各方论证之后也直言自己看糊涂了。"}],[{"start":627.4700000000001,"text":"但两边都回避了一个经济之外更重要的问题：欧洲一向是福利国家典范，福利对于经济是好是坏。欧洲的高福利占比，是否转化为了居民的高福利享受，是内生生产率挣来的，还是伤害了内生生产率？"}],[{"text":"*"}],[{"start":643.8600000000001,"text":"对于欧洲问题，关注空调等表面热闹，是误会了重点。看优缺点，也应该看到其可持续性。一位研究欧洲的学者曾经对我说，欧洲衰落了吗？他去过欧洲很多地方，也去过中国很多地方，他觉得人家日子过得挺好的，欧洲不少小城市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大城市郊区。"}],[{"start":666.7000000000002,"text":"确实，如果只看当下——空气质量、医疗可及性、工作时长、社会安全网——欧洲普通人的日子确实不差，很多指标比中国一线城市还强。如果强调生活远不止GDP，在这个层面上是成立的。甚至一些研究欧洲的人沉湎于过去的辉煌图景，用旅游者的眼光看欧洲，咖啡馆很美、老城区很雅、假期很长，也会觉得欧洲没有衰落。"}],[{"start":693.5600000000002,"text":"不过，重要的是在趋势。欧洲的高生活水平，离不开昔日发展的余晖，也借力于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中国的广阔市场。但是随着时局变化，这些支柱正在或者已经瓦解，俄乌冲突彻底埋葬了廉价俄罗斯能源的幻想，中国新能源汽车和高技术产业崛起与反超，甚至导致德国对华出口和车企利润出现结构性下滑，而美国政坛的剧烈摇摆以及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重新盘算，也让安全保护伞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绝对的确定性。"}],[{"start":728.0700000000002,"text":"旧支柱在松动，过去“地缘经济的甜头”，从理所当然变得代价不菲，新支柱却尚未浮现。"}],[{"start":735.2100000000002,"text":"德国是欧洲经济的引擎，也是福利模式的标杆。这些年德国经济徘徊不前，即使在比较乐观预测下，2026年德国经济增速预期也不过是1.1%。按照FT报道，哪怕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7月提出100亿欧元减税方案，不少商界领袖还是感叹可能步入“失去的十年”的担忧。德国作为最后的发动机开始乏力甚至熄火，欧盟的经济会如何坠落？"}],[{"start":765.3900000000001,"text":"文明不进则退。欧洲不是突然崩塌，而是在停止前进的那一刻就开始了衰退。福利制度让人产生一切可以保持不变的错觉，但文明很少有“维持现状”这个选项，流水不腐，要么前进要么后退。"}],[{"start":781.7400000000001,"text":"经济依靠前沿创新，创新依靠不断的创造性毁灭。这是熊彼特的核心命题。欧洲的问题不是没有天才，而是制度设计压制了创造性毁灭——保护旧产业、保护既有就业、保护现存格局，结果创新引擎熄火。从这个意义而言，福利制度本质上是“反毁灭”的，它缓冲了毁灭的痛苦，但当缓冲变成阻断，创新也就断了。"}],[{"start":808.8600000000001,"text":"一个文明的露天博物馆，会有未来么？博物馆保存过去、展示过去、不创造未来。欧洲把文明成果摆进展柜，但展柜不是生产线。欧盟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欧洲自身的结构性病灶。"}],[{"start":825.7400000000001,"text":"首先，欧洲很大，欧盟却整齐划一。缺乏内部多元竞争和纠错机制，铁板一块往左走，没有反向制衡。多元本是欧洲的底色，从城邦到民族国家，从天主教到新教，竞争和分裂反而催生了活力。但欧盟体制化之后，多元趋同了，丧失了自我修正的张力。一个没有内部竞争的体系，就像一个没有天敌的生态，只会走向衰退。"}],[{"start":854.5100000000001,"text":"一段时间以来，政治领袖官僚化。默克尔那代人退场后，新一代似乎日渐缺乏领导。布鲁塞尔技术官僚治国，有程序无魄力，有规则无方向。《经济学人》2024年8月发文直言，德国无法领导欧洲，将成为一个问题：德国曾经是欧盟的核心，默克尔是其他欧洲国家围绕运转的恒星，但软弱的总理和联盟内部分歧使德国无法发挥领导作用。"}],[{"start":883.1800000000001,"text":"欧盟可以看作德法和解的结果，德国一直是欧洲的政经核心，不仅欧元维系取决于德国意志，德国也是欧盟的基石大国。但是这些年，如前所言，德国自身陷入困境——能源成本飙升、工业外迁、增长停滞。"}],[{"start":899.9300000000001,"text":"经济社会的困境，映射到政治，转化为各国党派纷争的加剧。在德国近期全国民调平均数据显示，中间派的基民盟支持率为21%，而极端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为28%，类似的改朝换代已在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出现，马琳•勒庞以及国民联盟在法国掀起类似潮流，这恐怕不能仅仅简单用民主倒退来形容，这些党派看似极端之下，本身就存在分化，也有务实的一面。比如，意大利的右翼总理梅洛尼顶住压力，成为战后意大利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府。在这样现实面前，左翼继续将右翼贴上极端、民粹等标签，显得没有说服力，反而将选民进一步推向了对立面，一如美国对于川普的再次被选择。从大时代的背景，右翼崛起不等于民主的倒退，而是民主的反应，恰恰是选民在用选票表达对既有秩序的不满。"}],[{"text":"*"}],[{"start":955.98,"text":"欧洲的问题，本质是自由主义潮流的褪去的浪花，也是保守主义兴起的兆因。战后欧洲一体化是自由主义最高潮的工程——开放边界、统一市场、共享主权。现在潮水退了，保守主义兴起不是偶然，是周期。欧洲的撕裂不是左右之争，是潮汐交替时的阵痛。"}],[{"start":978.94,"text":"这一点，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看得比欧洲人清楚。2026年1月20日，卡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几句话刀刀见血：“我们正处于秩序的断裂期，而非过渡期。”“如果我们不在谈判桌上，就会成为菜单上的菜。””怀旧不是策略。”“旧秩序不会回来，我们不应为之哀悼。””我们不再仅仅依赖价值观的力量，更依赖自身实力的价值。\""}],[{"start":1008.1700000000001,"text":"某种意义上，比起美国，加拿大更像欧洲的苗裔，加拿大就是欧洲在北美的映射，或者它就是北美的欧洲。战后到1970年代，加拿大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80‑90%，福利完善，此后两国人均收入差距加大，如今加拿大人均不到美国7成。卡尼不是欧洲人，但他是西方体制核心圈的人：哈佛本科、牛津博士、高盛十三年、英国央行行长、加拿大央行行长。这些话，恰恰是欧盟以及欧洲最应该听取的判断。"}],[{"text":"*"}],[{"start":1042.5600000000002,"text":"要理解欧洲今天的处境，需要回到历史，欧洲道路的过去与现在。"}],[{"start":1048.2100000000003,"text":"战后重新定义了欧洲。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中描绘了二十世纪欧洲的两幅面孔：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欧洲摧毁了自己，也重塑了世界，意识形态冲突、民族主义战争、种族灭绝次第上演；下半叶，欧洲试图治愈自己，药方是经济复苏、政治和解、社会民主。1957年，战后欧洲重建成功，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说了一句名言：”我们大多数人从未过得这么好。”这不是自吹自擂，而是欧洲的集体记忆，从废墟到黄金时代的心理跃迁。"}],[{"start":1083.5900000000004,"text":"诚然，战后欧洲不仅经济复苏，更构建了一套价值观——社会民主、福利制度、人权保障、文化宽容。随着欧盟的扩张，加入欧洲，甚至意味着成为文明人，无论就经济还是价值观而言。在这样情况下，不少美国知识分子对欧洲心生向往。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欧洲社会民主思想对美国进步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跨大西洋的知识分子社区从未断裂。"}],[{"start":1113.9500000000003,"text":"朱特本人就是这个文明叙事的集大成者，但他的叙事有一个隐藏前提：欧洲的”治愈”不是凭空发生的，这需要特定的联盟以及外部环境。战后复苏靠的是马歇尔计划的钱、美国的核保护伞、全球的大市场。朱特看到了欧洲的成就，看到了欧洲自我选择的努力，但可能有意无意低估或者忽略了成就背后的外部推动力。对不少社科学者而言，除了看到了福利制度的文明价值，但无法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福利的成本从哪来？毕竟，所谓税收，也是取之于民。"}],[{"start":1150.8400000000004,"text":"福利不能凭空诞生，只能转移，福利不仅是制度优越的产物，也是经济增长的变现，更是地缘红利的变现，是全球化以及政治稳定的窗口期的运气。高福利不是原罪，但如果社会因为福利关心而陷入行政管制甚至僵化，那么其前景并不美好。"}],[{"start":1170.0400000000004,"text":"更不用说，欧洲的自我治愈某种程度反映了一体化的优势，而一体化的成本在推迟来临。两次世界大战的震源都在欧洲。欧洲在战后瓦砾中，为了和平的愿景和梦想，推动欧洲一体化，创造了欧盟这样一个超级结构。它可能不是利维坦，但不断扩张，使得欧洲陷入了非对称——权力在集中，但决策在分散；管制在增加，但效率在下降；官僚在膨胀，但领导力在萎缩。头大身子小，嘴快手慢。这种表面一体化，其实效率低下，欧盟未能在多个领域形成真正的统一大市场，27个主权国家的法律、税收和监管壁垒严重切割，昔日的欧债危机部分也源自这种货币一体化而财政割裂的现实。"}],[{"start":1217.8600000000004,"text":"任何机构创设之后，就有了自己独立的生命，也有扩大权力的冲动。欧盟从煤钢共同体到今天的27国巨兽，从经济协调到干涉成员国财政、移民、能源政策，权力不断膨胀，但治理能力没跟上权力扩张。它为和平而生，为发展而来，但可能正在吞噬它本该守护的东西。"}],[{"start":1240.5600000000004,"text":"未来世界格局显示二级化趋势，中国与美国的双强格局越来越明显。对于欧洲政要来说，川普万斯等人是难以下咽的苦药，但是中国道路显然不是其选择。欧洲在摇摆，最终面临抉择。“摇摆\"不是衰落到底，不是崩溃，是失去了方向感。一个有方向的力量不会摇摆，摇摆说明不知道该往哪走。"}],[{"start":1265.9700000000005,"text":"欧洲正在经历的不是文明的终结，而是战后舒适神话的破灭。这片美丽的大陆，难免在地缘政治波动以及AI浪潮的创造性破坏中经历阵痛，而痛苦是恰恰转型与清醒的开始。未来欧洲的改变，除了直面现实之外，更应该承担自身应该有的改革责任。德拉吉的问题正是开始，但是答案依旧未知。欧洲自己的改革责任，没人能替它承担。"}],[{"start":1296.6300000000006,"text":"文明是娇弱的花朵，需要呵护。但呵护不是把花剪下放进花瓶，而是让根扎在能生长的土壤里，播撒足够多的种子，让物种有足够多的多样性，而不是自身享受花朵短暂的绽放，根须扎在了别人的土里。"}],[{"start":1312.8800000000006,"text":"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徐瑾亦为公众号「重要的是经济」主理人，本文为作者文明简史系列之一，读者微信xujin2023"}]],"url":"https://audio.ftcn.net.cn/album/a_1789306153_2950.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