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陆中国科技创新呈上升势头。这不仅为国内媒体所报道，而且在国际上引起关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大陆中国已从2013年的第35位上升为2025年的第10位（国家知识产权局，2025）。DeepSeek的异军突起使英伟达的股价应声下跌，TikTok也在美国被视为一个强劲竞争者。我们也不时听到国内发出的“突破”或“领先”的信息。如华为鸿蒙操作系统的发布，“祖冲之三号”实现105比特超导量子计算，嫦娥六号完成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返回，等等。科技创新应用于军事领域，使得海空装备技术更新，军工通信体系成熟，智能装备快速迭代等。表现在产业上，至少在国际贸易领域，大陆中国有“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还有“新新三样”，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品。在基础理论领域也有突出表现。如邓煜和王虹获菲尔兹奖。另外在基础物理与材料领域，能源与航天领域，生命与地学领域，中国科学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有人问，这是否2015年当局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政策的效果？如果把如此突出的多方位的提升归功于这一个政策，显然是过于单薄了。实际上，科技创新在多领域的突进，就不能用政策来解释。因为政策是一个短期且非制度的变量，不会对人的行为产生持久影响，而科技的进展则要靠制度结构的长期作用，是一个慢变量。因为科技创新首先要靠人才，人才的培养则是一个百年树人的过程，并且是制度结构的综合结果。我记得当初我就回答说，不要太介意这个文件。它与一些类似文件一样，只是表面样子，其实不起作用。甚至可能是反作用。为什么是反作用？因为这个文件若要有用处，就必需进行资源再配置。所谓再配置，就是对市场现状进行政府干预。干预的手段无非是一些经济激励，如贴息贷款，或财政补贴。而一旦由政府进行资源再配置，就与资源的有效配置相差甚远。
一般而言，一个高新科技企业的发展成功，要经历一系列环节，从产生灵感到构思，从研发到专利申请，从第一笔风险资本到上市，从中试到最后在商品市场上成功。我在多年前对中关村崛起做研究时，曾绘制过下面这个表。
表1 从观念到产品的交易环节
我曾将这一系列的交易环节比喻为跨栏赛跑，只要其中一个栏跨不过去，比赛就会失败。例如，如果办公楼没有商品化，企业获得办公地点都很困难，企业就建立不起来。而实现这些环节的交易的难易程度，取决于交易费用。而要保证每一环节的交易行为的成功，交易费用就应相当地低，就必须有保证交易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用跨栏比喻交易费用，交易费用越低，跨栏越低，越好跨过，越容易完成比赛——从创意到产品销售和企业上市。如果其中一个栏太高，比赛就无法完成——科技创新就会失败。
从总体图景来看，要保证科技创新成功，要有一整套制度结构。我在对中关村的研究中，也曾绘制过一张保证科技企业发展的制度结构图。见下图。
图1 保证科技企业从创意到产品和企业上市的制度结构
这个看起来复杂的制度结构，在1978年以前是不存在的。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制度建设的努力，基本上比较健全了。其中有两个基本制度。一是自由企业制度，它们产权明确，自主运营，其利润取决于它们的决策与行为。尤其是，科技创新的产品和工艺能够带来更强的竞争力，使得它们在市场中获胜。一是技术专利制度，它保护技术发明者不会被免费模仿者侵害其独享的利益，从而鼓励创新。大陆中国的自由企业制度的恢复建立，是改革开放以后的重大变革。1978年以后，当局对民营企业从默许到修宪承认“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再到1993年颁布《公司法》，为公民创立企业提供了制度化的通道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框架。民营企业发展迅速，截至2026年4月底，全国登记的民营企业超过6386万家，超过企业总量的92%。1984年大陆中国颁布了《专利法》，以后又多次修订，使之趋近成熟，成为激励科技创新的重要制度。
并且，若要加速高新科技企业的崛起，并成普遍之势，另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是多层次、成阵容的资本市场。实际上，大陆中国的资本市场经历了相当长时间才发展配套成熟。从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飞乐音响首发股票，到1990年、1991年上交所和深交所成立；从2004年和2009年深交所分别设立中小板和创业板，到 2012年新三板成立；从2019年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到2021年北证券所成立；…… 截至2026年7月31日，沪深主板合计总市值（含创业板）超90万亿元。2026年8月10日主板股票总成交金额近7000亿元，而这一数字在上交所成立首日仅为93万元。在此之外，民间风险资本也从上世纪90年代未开始时的300亿元，发展到2025年的行业总管理规模突破13万亿元（《文心》整理）。大陆中国基本形成 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创新企业可以享受到不同阶段的融资服务，便利了它们的发展。
据估计，自2015年《中国制造2025》战略启动以来，当局累计投入超1.2万亿元。而据国家统计局，仅2016年，技术市场成交额就达11407亿元；2016年到2025年这一数字持续上升，2025年为75734亿元，这十年累计为322352亿元。当局投入仅为技术市场成交额的3.7%。当然，政策资金并不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资源，即使是诱导性资金，也要看它的导向是否正确，是否资助了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人。申请政府资助在理论上是公平的，实际上不公平。饶毅教授和施一公教授曾批评说，“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朱慧卿，2010）。论与权力的距离，国有企业或国有科研机构近，而民营企业或科研机构远。而在国有机构内部，资金会按照权力的分布而分布，最后到不了真正有创新才干的人手里。结果是，政府为了鼓励科技创新而将本来在市场中的一部分资金挤占过来，却低效或无效地分配。我们目前没有看到该政策资金分配及其效果的数据，这说明它本身是缺少问责的；也没听说哪一项科技突破是由《中国制造2025》政策资助的 —— 那就是没有。
以往政府投入的绩效表明，有些投入获得了成功，如核弹、航天项目，有些是失败的，如芯片。然而这两种项目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前者是一个政府集中资源支持的项目，它们的市场就是国家，在技术上有成功先例，目标也比较明确和单一，可以不计成本，而所带来的收益就是与其他国家相对实力对比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基辛格就曾说过，中国爆炸了原子弹，比占领了印度支那还重要。而芯片则不然，它是靠广泛需求的市场才能生存，如果不能靠市场赢利，就无法生存（盛洪，2023）。现在看来，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国家追求的是科技的普遍突进，如在计算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在一两个领域的集中投入显然是不行的，应该依赖于市场中的普遍的创新行为及其商业可行性；所导致的创新不仅是革命性的，而且是成群组地出现的。而这些创新是中央计划者所无法完全预见和计划的。
似乎一个例外是长鑫科技。它主要由合肥市国资大规模资金投入支持，经过十年努力，一经上市就得到高度评价，市值突破3万亿，一跃而为A股老大。然而，这并不是典型的政府分配资金模式。长鑫科技首先是一个民营企业，其创始人朱一明是一个在存储芯片上有成功记录的企业家。合肥政府依赖的是市场投资的方式，并在证券市场上获得回报。它遵循的是市场逻辑。导致其成功的有政府内企业家型人才的正确判断，也有运气成分。即使如此，许多评论指出，合肥模式也不应是地方政府普遍仿效的模式。因为即使政府对投资的判断达到民间投资的水平，政府也不应做如此高风险的事情。因为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机构，它的投资行为应是稳健的。民间投资可能承担风险，却不影响对社会的责任，而政府一旦亏损，就会对其履行公共义务产生影响。
实际上，在合肥政府赚钱的同时，有大量地方政府因投资失败而有巨额亏损。例如，武汉弘芯半导体项目投资 1280 亿元，结果资金链断裂，最终国资被迫接手承担损失。青岛国资在每日优鲜上市前夕投资 20 亿元，随后企业退市，青岛国资血本无归 。如皋国资投资 66 亿元于如皋赛麟汽车，但企业是虚假技术出资，最终人走楼空。黄冈政府向威马汽车提供重资产建设支持及专项基金，企业最终破产重整。其他知名案例，包括南京德科码半导体、铜陵奇点汽车、成都锤子科技、重庆皮拉图斯飞机以及福建吉阳光伏等项目，均出现烂尾或投资失败情况 （我可没背后碎语，2025）。这也是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的部分原因。据财政部，截止2025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548232亿。所以合肥模式只是政府投资偶然成功的一个特例，不可复制或推广。
仔细看一看那些创造了科技奇迹的企业，几乎全是民营企业，他们受到自由企业制度的激励。如DeepSeek 显然是一个民营企业，它的母公司幻方量化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用算法决定投资的金融公司。它以其盈利所得投资于DeepSeek 。只是在DeepSeek 一鸣惊人以后，各级政府才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支持，如杭州政府提供了专项资金，“国家大基金”牵头推进外部融资，等等。这些都与DeepSeek的成功无关。只能说明政府在事前并没有辨别出谁有能力进行成功的科技创新。另一个标志性的企业是华为。它虽然在美国被大肆渲染为近似国有企业，其实是一个由员工100%持股的民营企业，创始人任正非仅持股0.5%。九万余持股员工大多是研发人员，2024年研发投入达1647亿元，2025年底专利数量达16.5万件，在5G、鸿蒙操作系统、通信核心设备等领域实现全球领先，并且提出韬定律，成为芯片研发的创新性思路。这种研发人员持股的治理结构是国有企业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