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问，既然制度环境已经倒退，为什么还会出现科技创新的突进呢？回答是，虽然出现了制度倒退，经三十年建立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教育与科研制度还是在总体上存在，制度结构只是部分地被破坏了，它也只失去了部分功能。例如权力的扩张是对产权造成威胁，对市场秩序造成了破坏，但大量民间经济主体还是基本上遵循市场规则，他们的产权虽容易遭到侵犯，但究竟还能维持生存。一些成功的大企业虽然遭到了“远洋捕捞”式的假官绑票，也对其他企业产生了寒蝉效应，只是使他们谨慎投资，缩小营业，但为了生存，他们还得继续经营。尤其是那些成功的科技创新企业万众瞩目，权力即使加以干扰浸透，却还是较有分寸。它们通过市场上的成功所获得的财富，还高于被权力侵夺的部分，因而在战略上还不太影响它们的前进。
在另一方面，与政策因素相比，制度因素是慢变量。从正面说是如此，从负面说也是如此。制度变迁需要一个过程，新制度发生作用也需等待一段时间。今天的科技发展依赖的是产权制度的建立，市场秩序的形成，专利制度的成熟，和大学、科研机构的开放，以及由前期财富投资建成的基础设施。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累积成果。反过来也可以说，现在对改革开放的逆行，所产生的制度影响也只会在较长时间之后才会显现。我记得张维迎曾说过，为什么现在教育制度有如此多的弊端，北大的声誉还是那么好呢？是因为现在有成绩的北大毕业生是以前培养的（大意）。就如邓煜和王虹是约20年的北大学生一样。那时还处于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十年，是高校开放的窗口期。在那之后出现的开放的倒退，将会在20年后显现其恶果。如果不扭转这种逆行，大陆中国很难再出现像王虹和邓煜这样的人物。
对于高科技突进和总体经济下滑现象的解释，有所谓“K型分化”理论，即“向上赛道持续扩张、传统赛道持续收缩”。其原因是，向上赛道有着极广阔的市场前景，过度吸引了大量投资于AI、人形机器人等高科技产业，而抽走对传统产业的投资，同时又不能在新产业中创造就业，反过来新技术会减少传统产业的就业机会。这种解释对于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或许还有道理，却在解释大陆中国的类似现象时，掩盖了制度倒退的因素。根据本文的前述分析，制度倒退，尤其是在教育和科研领域的倒退，对开放的逆转，还会对未来的科技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现在的科技突进只是在此之前的开放窗口期的累积成果。如果关闭教育与科研开放窗口的情况持续下去，科技突进就很难持续下去。从战略上讲，就无法与那些领先的世界科技大国竞争。
我们在前面说，科技创新依赖于一整套的制度结构，它们中间某一个制度出现问题，这个制度结构就运转不下去。我们在后面的分析中发现，恰是在这个制度结构的首尾两端出了问题。在首端，是创意产生的制度条件出了问题，它会妨碍技术创意和理论创新的涌现，而任何成功的、产生很大影响的科技创新都起源于观念；观念少了、观念没了科技创新就没了源头。实际上，即使在最开放的时候，大陆中国在首端的开放仍嫌不够。这表现在这边的科技创新还不是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正如人们所说，还只是从1到10，还缺少从0到1的创新。即使是DeepSeek，也只是显著降低成本的创新，并没有创建一种AI新模式。王虹和邓煜虽然实现了理论突破，也只是到了异域的科研环境下发生的，他们在大陆中国完成的本科学历只是奠定了基础。大陆中国离科技领先还很遥远。在现在如果就头脑膨胀，向后倒退，就又会减少科技创新首端的创意供给。
在尾端，是自由企业制度和契约制度的结果得不到保证，那些成功的企业的产权得不到保证，“远洋捕捞”——公安部门到异地抓捕企业家，逼迫他们承认犯罪，或者它确实有些违法，就因此侵夺企业财产，就是在否定制度结构中契约所保证的结果，也就是否定整个制度结构，违背了基本的宪法原则，“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颠覆了公民对国家基本规则的信心基础。“远洋捕捞”经常是以企业经营中的瑕疵为借口，侵夺企业的巨额资金。如在广州壹健康集团案中，河南焦作警方借口“公安部转交的专案，受害人不止一个，案情涉及面广，案值巨大”，冻结该企业64个账户、扣押7.58亿元资金（商业快报，2024；卢松松，2024）。显然认为这个罪名可以否定整个企业的财产权。这是利用人们缺少宪法思维，混淆违法行为和财产权之间区别的观念的违法牟利行为。
与之对照的是美国早期的两个著名案例，一个是弗莱彻诉派克案，一个是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1810年的弗莱彻诉派克案的案情是，1795年佐治亚州议会多数议员受贿通过法律，将数百万英亩土地廉价出售给行贿者地产公司。后一届议会发现了这一舞弊行为，遂撤消该项立法因而使该项土地买卖无效。但许多土地已经转卖给不知情的第三人，他们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认为，佐治亚州与该地产公司的买卖土地契约是已经履行了的契约，该地产公司与第三人买卖土地的契约也已经履行，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新法律违反了契约自由的原则，应予撤销。至于前届议会受贿问题，属于另一个问题，应单独处理。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的案情类似，在此略去。这种将一项契约形成时的问题，与契约本身的执行区分开来，从而最终保护了“契约就是契约”原则的作法，既坚定又智慧。
而在大陆中国，这两端的问题却不那么突显和明确。人们容易看见产品，看见成果，不容易看见观念；一些企业家被抓捕敲诈，虽然造成了寒蝉效应，却也是在人们心里，他们的表达也受到压——在社会中没有充分显现。其实这才是最可怕的结果。它们不被看见，却实际上会产生恶果。科技创新最重要的要依赖创意和动力。如果没有创意，新科技就没有源头；如果没有动力，即使有创意以及整个制度结构，也没有人愿意去做。如果现在不根本改变对这两端的逆改开作法，盲目沉醉于目前暂时的一些成绩，在不远的将来，将会看到它的结果。虽然到那时的情况或许比封闭社会要好，但与更为开放和可信的大国竞争者相比，将被甩得更远。
参考文献
国家知识产权局，“《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发布 中国首次跻身全球前十”，2025年9月17日。
卢松松，“民企噩梦：3个‘远洋捕捞’小故事”，《博客中国》，2024年11月8日。
商业快报，“千元案件导致数亿资金被冻？壹健康自称已到倒闭边缘”，《界面新闻》，2024年8月1日。
盛洪，“如何终结‘卡脖子’？”《盛洪教授》，2023年4月25日。
我可没背后碎语，“地方政府投资买商的众多惨败案例”，《我可没背后碎语》，2025年1月19日。
周培培，“我国超87%留学人员选择回国发展”，《央视新闻》，2026年4月12日。
朱慧卿，“名为做课题实为圈钱：科研经费“黑洞”有多深？”，《中国青年报》，2010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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