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个科技创新突出的领域，都是以民营企业为主。在电动汽车领域，有比亚迪、蔚来、理想、小鹏等；在机器人领域，有宇树科技、优必选、兆威机电、绿的谐波等，无人机有大疆；在AI领域，有DeepSeek，阿里、字节、腾讯、百度，华为等；太阳能电池领域，有通威股份、英发睿能、中润光能、捷泰科技等；在锂电池领域，有亿纬锂能、比亚迪、宁德时代、国轩高科等。它们都占有各领域的绝大份额，国有企业多是补充力量占有较小份额，如在机器人领域占比仅6.37%，并且经常是以资本的形式进入与民营企业的合作（《文心》整理）。这只能说明，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更有利于科技创新，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制度安排之一。在另一端，是专利技术市场为他们提供了科技创新的动力和回报机制；最后，多层次资本市场也为投资者提供了进入和退出的有效机制。
在21世纪初崛起的互联网平台公司，大都受益于当时境外的风险投资公司。如搜狐初创期得到了IDG资本的约2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新浪得到华登国际和四通利方的约65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腾讯获得南非MIH集团和IDG资本的约32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阿里巴巴获得软银的2000万美元风险投资。自此之后，大陆中国的风险投资发展迅速。在近几年的对以AI为主的风险投资中，本土的投资机构逐渐成为主导。其中互联网巨头以其雄厚实力成为新一代风投的资金来源之一。如宇树科技经过了多轮风险投资，参与方包括腾讯、阿里巴巴、蚂蚁集团、美团、红杉中国和经纬创投等；宁德时代也经多轮投资，投资方包括国资（如深创投）、外资银行（如摩根大通）、国际企业巨头（如特斯拉）、主权基金（如科威特投资局）和风投机构（高瓴资本）等数十家机构；对寒武纪天使轮投资的有元禾原点、科大讯飞、涌铧投资，A轮、B轮投资又有多家公司；智谱AI获得美团、阿里、腾讯等的战略订单与资本加持；月之暗面获得红杉中国、经纬创投等的资本支持；觅蜂科技获中国电信、张江集团和红杉中国等几轮投资（《文心》整理）。
那些早就出名的高科技巨头，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网易，新浪，搜狐，比亚迪等，早已完成上市、资本退出获得回报的循环，是现在股市中的主力。而不少AI企业，如科大讯飞、寒武纪、金山办公、星宸科技、瑞芯微、商汤科技，均为已在2026年之前上市，成为A股或港股挂牌的成熟的AI标志企业。智谱AI和MiniMax也在2026年1月上市，DeepSeek和面壁智能正走在上市的路上（《文心》整理）。还有更多的AI企业也准备在未来上市。总之，证券市场是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的资金退出和获得回报的正常机制。现在看来，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创建的证券市场发展到现在已经相当成熟，可以胜任资本循环和增殖的重任。
我们还要注意到，近年来这些成功的民营企业的创始人或领导人的特点。他们大多是改革开放后大学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如长鑫科技的朱一明。据报导他“17岁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赴美深造”。互联网的领军人物也多是改革开放后的高校毕业生。如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百度的李彦宏，字节跳动的张一鸣，都是国内大学毕业，或有海外留学背景。当今AI领域的风云人物，如DeepSeek的梁文锋，宇树科技的王兴兴，银河通用机器人的王鹤，MiniMax的闫俊杰，无问芯穹的汪玉，深势科技的张林峰，面壁智能的曾国洋，东方算芯的魏少军，佑驾创新的刘国清，等等；他们大多是80后或90后，毕业于国内的一流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或浙江大学，少数有海外留学背景（《文心》整理）。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带来的高校改革，没有对国外学术成果的开放引进，没有与国际教育和科技同行的开放交流，国内大学培养不出这些优秀的科技－企业人才。
教育体制的改革开放，不应仅看成是接续了中断十年的高等教育，而且要看作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让教育回归正轨，不再灌输个人崇拜和政治教条，而是以科学和文化内容的教学主导。在这种背景下，教育就更加开放。一是大量引进国外优秀的教材，一是引进外籍顶尖教授，实现了科技和文化信息在国际间充分流动。1978年开始，大量被禁止的国内外书籍被解禁，许多国外的科技和文化书籍涌入，人们可以充分选择他们想阅读的图书；教师在课堂上讲课没有禁忌，使学生们接受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大量派遣到海外的留学生。到2025年，大陆中国累计派遣留学生达约946 万人，其中约 73.8%学成归国（ 周培培，2026）。他们有很大一部分再进入高校，成为院校领导人、学科带头人或著名教授，创建新兴学科的院系，以及国际合作的教育和研究中心，同时带回了学分制、长聘教职、学术委员会等现代大学制度，增加了高校教学自主性，在这种环境下，大学生得到了高水平的教育。
以梁文锋为代表的AI一代企业创始人，多是2000年后国内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教育和科技改革开放累积成果的受益者。而若想寻找他们成功的原因，就到追溯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和恢复高考。没有这几十年的改开历程，就不会有知识渊博、知晓国际动态的老师，也不可能让他们吸纳充分的知识和树立科技创新的雄心壮志。而获菲尔兹奖的王虹和邓煜，则是2007级的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生。到这时，北京大学已有这方面的成熟优秀的教师阵容。对王虹和邓煜有影响的老师，如陈天权，范辉军，刘和平，宋春伟，还有他们的领导田刚院士，都是改革开放后培养和成长的一代教师，他们多有在国外读书、在国内外多所高校教学的经历，综合吸纳多种不同流派的观点，养成开放交流的传统，不仅将知识而且将学风传给学生。
改革开放不仅是制度结构的变化，而且是文化的变化。它一改文革时期压抑人性、禁锢思想的文化氛围，打破极左思潮的政治牢笼，解放了人们思想创造力，给学者们追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法则营造了环境。这种文化变革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而是要经历较长时间，经过几番曲折，才可以最终成势。具体地，文化环境的变化表现为从由国家单一掌控变为同时让社会自由表达，个人的文化选择由他们自己决定，社会的文化传统突破时空的限制，让古今中外各种思潮、模式和观念充分表达，既有中华古典，也有西方思想，还有当今思潮，它们之间激辩交锋，也交汇融合，形成了开放的文化态势。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人们的思想是自由的。他们倾向于接受能够保护他们人身、财产和表达自由的制度原则，能够激发灵感的创新理论和创造出新产品的领先科技，能够组织资源让财富涌流的企业家精神。这种文化变迁则是中华历史中的重要阶段，它构成了科技创新的软环境。
高校教育体制改革最重要的目标应是，创造一种高校机制，它可以让想象力充分发挥，思想创新大量涌现，不同观念自由和充分交锋，激发出许多令人意外惊喜的创意，为科技创新提供好的开端，才能使从创意到产品到企业的整个链环有了源头，整套制度结构才能有效运转。比观念涌现更重要的是培养出有想象力的人，形成思想开放，探索无禁区的规则和习惯，他们将成为取之不遏的创意的源泉。如果达不到这一点，科技创新链条的始端就缺少动力，如果跨栏的第一个栏跨不过去，整个比赛就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实践证明，三十年的教育与科研的改革开放初步取得了成功。
不过，近些年来，改革开放的步伐似已停滞，甚至在一些领域还有一些倒退。例如在产权保护，企业家人身安全方面，权力机构借口反腐、打黑或执法，以“远洋捕捞”——即假官绑架企业家的形式，敲诈企业财产，尽管最高法院反复重申制止，却屡禁不止。这导致大陆中国的营商环境的恶化，许多外资止步不前，国内企业不愿继续投资。据国家统计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近年来一直在持续下降，到2026年6月，为负的5.7%，民间投资下降更快，为负的8.5%。这不仅是宏观经济的指标，预示着以后若干年经济增长受限于今天的投资额；还是制度结构的指标，揭示出在现在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的投资意愿下降的制度原因。
图2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在高校教育和科研领域，也出现了倒退现象。在不少高校的新编教科书中，又出现了政治教条；教师讲课被视频录像以备审查，有些高校还安插了学生间谍，监视老师的讲课内容。已有不少教师因被告发而失去教职，并且在教师群体中造成寒蝉效应。在学术交流方面，当局已经收紧了学者出境参加学术活动的自由。如越来越多的学者长期被限制出境。我自己就是自2018年底以来被限制出境的学者，我认识的一些与权力较近的学者也被限制了出境，并且有些学者的家属也被限制出境。并且当学者就出境问题找有关方面沟通时，也找不到可以负责的部门，向国务院有关部门投诉也得不到可以解决问题的回音。一般的学者出境参加学术会议，还需审批。这严重阻碍了大陆中国学者的国际交流，妨碍他们及时获得国外同行的科研信息。
学者创办学术刊物还受到严苛的限制，到现在为止，改开以后创办的经济学刊物还多以以书代刊的形式存在，有的已创办的以书代刊在近年来还被关闭。而国外刊物的订阅却经常受到干扰，如我在若干年前订阅的一本《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连续四期没有收到，问对方说是已寄出。在这边投诉，邮递员还反对投诉，说是会对她罚款。我在亚马逊上订购的图书也常常丢失，尽管它事后会补寄，但如果这种情况很普遍，它会不堪承受，后来亚马逊关闭了中国业务证实了这一点。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宽松国际交流的制度氛围已不存在，将会破坏科技创新的软环境。而与此同时，在国际上出现了自由阅读的电子学术刊物，学者发表论文的机会越来越多；作者直接出版书籍的出版模式也让发表观念变得更为容易和开放。这进一步加大了大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学术成果发表和交流之间的鸿沟。